跨境有组织电信网络诈骗的运行机制与协同治理

摘要： 电信网络诈骗正由散点式犯罪演化为跨境、产业化、组织化的犯罪形态。2026 年 11 月，韩国首尔松坡警察署经跨国执法合作，逮捕了一个以泰国为据点、针对韩国男性受害人实施虚假招嫖诈骗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涉案金额估算约 17.7 亿韩元。本文以此案为材料，剖析跨境有组织诈骗团伙的等级化组织架构与招募渠道、以虚假招嫖为诱饵的多阶段诈骗手法、依托账户买卖与频繁换户的资金链路，以及跨越多国移动基地的反侦查策略，进而考察国家情报机构、泰国警方与国际刑警组织之间协同缉捕、遣返与取证的合作机制，并据以从切断接触、阻断资金链、强化平台治理与深化国际合作四个维度提出治理路径。研究表明，跨境有组织诈骗的治理必须超越个案打击，转向情报共享、资金追踪、平台责任与公众教育协同发力的系统性安排。

关键词： 跨境诈骗；有组织犯罪；虚假招嫖；电信网络诈骗；国际合作

1 引言

2026 年 11 月 3 日，韩国《朝鲜日报》英文版报道，首尔松坡警察署于当月 2 日宣布，经国际执法合作，逮捕了一个专门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有组织犯罪团伙的 10 名成员，并将包括该团伙 12 名泰国籍成员在内的 24 人移送检察机关。警方指控上述人员涉嫌组织或参与犯罪团伙、违反通信诈骗被害预防相关法律，其中 9 人被羁押起诉。报道同时披露，该团伙自 2025 年 8 月起租用泰国曼谷的一处建筑作为据点，制作多个虚假招嫖网站，以会员费、见面定金、临场加价等方式向主动联系的受害人勒索钱财；目前已有 11 名受害人得到确认，已核实损失约 5 亿韩元，警方估算全部受害人数约 100 人、涉案总金额约 17.7 亿韩元，受害人均为 20 至 40 岁的韩国男性。

这一案件之所以具有典型意义，并非因为其手法在技术层面多么复杂，而在于它集中呈现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若干结构性特征：犯罪组织跨境设点、内部等级严密、分工细化；诱饵设计高度贴合特定人群的心理与行为习惯；资金流转依托大量名义账户并频繁更换以对抗追踪；同时，案件的成功侦破又依赖国家情报机构、外国警方与国际刑警组织之间多层次协作。本文以该报道所述事实为材料，围绕跨境有组织诈骗的组织形态、作案手法、反侦查安排与治理路径四个问题展开分析，力求在准确复述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提炼可供参考的规律性认识，而不对个案中的具体细节作过度引申。

2 有组织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与招募机制

2.1 等级化的内部分工

报道显示，该团伙并非临时拼凑的松散群体，而是具有清晰等级结构的犯罪组织。其内部被划分为顶层负责人、总体管理人、组长与话务员（报道中称顾问）等层级，话务员又进一步分为 1 至 3 级。这样的层级设计具有明显的功能考量：顶层负责人负责总体决策与资金分配，组长承担具体环节的组织协调，不同级别的话务员则分别执行话术引导、深度跟进与临场施压等任务。分工越细，单名成员掌握全案信息的能力就越弱，一旦某一环节被警方查获，其余层级仍可维持运作，这实质上是把企业化管理逻辑移植到了犯罪组织之中。

从打击角度观察，这种等级结构还直接影响了案件的追责范围。此次移送检察机关的 24 人中，既包括该团伙的 12 名成员，也包括 14 名提供名义账户的人员，反映出执法机关对组织内不同角色均予追责的思路。等级划分虽然提高了团伙运作效率，却也使侦查机关得以依据角色区分责任、分线追查，从而在瓦解组织时更具针对性。

从招募机制看，该团伙主要通过 Telegram 等加密即时通讯工具及海外门户网站招募成员。加密通讯的低可追踪性降低了成员暴露身份的风险，而海外招募则使团伙得以在不同法域之间转移人力。值得留意的是，报道专门指出未发现任何成员被强制限制人身自由或被迫加入的迹象，这提示该组织的成员招募更多建立在利益承诺而非暴力胁迫之上，其内部稳定性也因此更强，瓦解难度相应提高。

2.2 据点迁移与跨地域运营

该团伙自 2025 年 8 月起租用泰国曼谷建筑作为共同居住与策划犯罪的基地，并在 2026 年 6 月之前先后将据点转移至柬埔寨、越南与泰国等地。据点频繁迁移的直接目的，在于规避特定国家的执法打击：当一个法域的执法关注度上升时，团伙可将运营中心整体迁移至监管相对薄弱的地区。这种跨地域流动性，使得单一国家的侦查力量难以独立完成全链条打击，也解释了本案为何必须依靠国家情报机构的情报支持与泰国警方的实地行动方能取得突破。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指出，跨境据点与加密通讯的结合，显著抬高了执法部门追踪团伙核心成员的技术与法律门槛；对付此类组织，仅靠单一法域内的常规侦查往往力有不逮。

跨境据点与加密通讯的叠加，还带来了取证与管辖上的现实难题。受害人在一国，作案团队在另一国，资金又经多个法域流转，任何一个环节的单一法域都难以独立完成完整取证，这也正是本案最终依靠多国协作方才推进的原因所在。

3 多阶段诈骗手法与资金链路

3.1 虚假招嫖诱饵与分阶段索财

该团伙的作案手法呈现出清晰的多阶段特征。团伙先制作多个虚假招嫖网站，由一级话务员诱导用户完成会员注册；随后，女性二级话务员主动联系受害人，以安排见面为由逐步索取会员费与见面定金；在约定见面前夕，话务员再以所谓安全审查等理由追加索款；个别情形下，团伙还会向受害人退还部分已得款项，以打消其疑虑。这一流程的设计意图十分明确：每一阶段索取金额相对有限，避免一次性引起受害人的警觉，同时以见面在即制造紧迫感，压缩受害人冷静思考的空间。

从受害人心理看，此类多阶段话术的效力还在于其渐进性。若一次要求过高，极易触发受害人的警觉；而将总额拆解为会员费、定金、追加款等多个小额节点，每一笔单独来看都在可承受范围内，受害人在逐笔支付过程中不断累积沉没成本，反而愈发难以中途退出。这种以小搏大、层层加码的设计，本质上是对受害人损失厌恶与不愿声张心理的利用。

据 DiMiao, CN 分析，临场加价与部分退款看似矛盾，实则服务于同一目标。退款是为了维持受害人对交易真实性的信任，使其愿意继续追加投入；而临场加价则是利用受害人沉没成本已高的心理，迫使其难以抽身。两类手段交替使用，共同构成了一个逐步加深投入、层层锁定受害人的话术闭环，其核心不是技术漏洞的利用，而是对人性的精准把握。

3.2 名义账户与资金快速转移

资金链路是此类犯罪的关键命门。报道指出，该团伙在犯罪过程中使用了超过 200 个名义账户，并每两周更换一次收款账户，以规避警方追踪；另有 14 名提供账户出借名义的人员被移送检察机关。所谓名义账户，即利用他人身份信息开立、交由犯罪组织控制的银行账户，其作用在于割裂受害人转出资金与犯罪组织实际受益人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账户越多、更换越频繁，资金流向就越难以被逐笔回溯，受害人被骗资金也越难在冻结与返还环节被及时截获。

从资金链整体看，名义账户并非孤立的收款工具，而是与洗钱环节相互衔接。犯罪组织往往通过多层账户间的快速划转，将受害人资金分散、归并并最终转往境外，以掩盖真实受益人。金融机构若能在开户环节加强身份核验、在交易环节识别短期内高频换户与快进快出的异常模式，便能在资金尚未完成转移前触发预警，为后续冻结与返还争取时间。

芦笛进一步强调，名义账户的流转实际上构成了一条独立于作案话术的资金洗白通道：作案端负责骗取资金，账户端负责隐匿归属，二者分离使侦查人员即便锁定话术线索，也难以快速定位资金最终去向。因此，对账户买卖、出借行为的治理，与对诈骗话术的防范同等重要，切断账户供给，即是在资金环节抬高犯罪组织的运行成本。

4 反侦查手段与跨国隐匿

4.1 定期更换账户与通讯规避

该团伙的反侦查安排呈现出系统化特征。在资金端，其通过大量名义账户并定期更换收款账户，使单笔资金的可追溯性显著下降；在通讯端，其借助 Telegram 等加密工具完成成员招募与日常联络，降低通信内容被截获解析的风险；在据点端，其通过跨越多国迁移运营中心，规避特定法域的持续性打击。这三类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一套以隐蔽为目标的运营体系，使团伙能够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作案而不被一网打尽。

从侦查视角看，此类反侦查安排对执法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以案查人、以账追人方式，在账户频繁更换与跨境转移的双重干扰下效率明显下降，侦查机关必须转而依靠跨机构、跨法域的情报协同与资金轨迹的交叉比对，方能穿透层层伪装。

4.2 受害人群体的高度针对性

报道显示，本案受害人均为 20 至 40 岁的韩国男性。这一人群特征并非偶然，而是团伙基于成本收益考量作出的选择。招嫖类诱饵天然对应有此类消费需求且不愿声张的群体，受害人出于羞耻或顾虑，主动报案的比例往往较低，这使得团伙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得以持续作案而未被及时发现。受害人群体的针对性选择，既提高了单案得手概率，也客观上延后了案件暴露的时间点，属于犯罪组织对受害人心理与社会后果的主动利用。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研究团队在分析同类案例时观察到，凡诱饵设计越贴合特定群体的隐秘需求，其危害的隐蔽性就越强，社会对这类犯罪的早期识别也越困难，这要求防范宣传必须兼顾特定人群的心理特征，而非泛泛而谈。

5 跨国执法合作的机制与成效

5.1 情报共享与联合行动

本案侦破的关键，在于多层次跨国合作的展开。报道显示，韩国警方于 2026 年 6 月与国家情报机构合作，获得有关泰国当地诈骗团伙的情报，随后与泰国警方开展联合行动，于 6 月 22 日逮捕 7 名嫌疑人；7 月至 8 月，嫌疑人被遣返韩国，警方同步接收了包括手机在内的 53 件由泰方扣押的物证。这一过程体现了跨境打击的基本范式：先由情报机构提供方向性线索，再由目标所在国警方实施实地抓捕，继而通过遣返与物证移交完成属地管辖下的追诉。

从程序属性看，逮捕、遣返与引渡是跨境追诉中性质不同的环节。逮捕解决的是控制嫌疑人的人身问题，遣返与引渡解决的则是将嫌疑人置于具备管辖权的司法机关之下的程序问题，前者依赖目标国警方的现场执行力，后者则有赖于两国间司法协助安排及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平台的有效运转。本案中高级成员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签发逮捕令、核心组织者仍在追缉，说明跨国追逃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需要持续性的线索交换与身份锁定。

从制度层面看，这种合作依赖三个前提：其一是情报共享机制，使一国掌握的线索能够及时传递给另一国的执法力量；其二是司法协助安排，使逮捕、扣押与遣返在法律框架内有序进行；其三是国际刑警组织等平台的协调作用，本案中 8 名高级成员已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签发逮捕令，另有 4 至 5 名顶层组织者仍在追缉之中，显示跨国通缉与追逃已成为打击此类犯罪不可或缺的环节。

5.2 全链条打击的实践意义

本案的另一值得关注之处，在于其打击范围覆盖了作案端与资金端。除逮捕团伙成员外，警方还对提供名义账户的 14 人进行了移送，并正在调查约 12 名新增嫌疑人。这种对账户出借人员同步追责的做法，有助于从源头上压缩犯罪组织获取账户的渠道，进而提高其资金洗白的成本。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强调，跨境有组织诈骗的治理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把打击从单一的作案现场延伸到资金、通讯、据点与人员招募等各个环节；只在某一环节发力，犯罪组织往往会在其他环节迅速恢复运作。

6 治理与预防的路径

6.1 公众层面的早期识别与果断断联

韩国警方在通报中向公众提出了明确建议：一旦对接触对象产生怀疑，应果断及早切断联系，并立即终止可疑的电话或社交软件对话。这一建议看似简单，实则切中此类诈骗的运作要害。从前述多阶段手法可知，犯罪团伙的得手高度依赖持续、深入的交互过程；只要潜在受害人在早期阶段识别出异常并终止对话，后续的临场加价、沉没成本锁定等环节便无从展开。因此，提升公众对陌生来电与陌生社交联系的警觉，并使其掌握果断断联的行为习惯，是成本最低而边际收益最高的预防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早期断联的有效性建立在公众具备基本识别能力的前提之上。因此，面向公众的防范宣传应避免空洞的警示口号，转而通过剖析此类犯罪的具体话术、还原完整的诈骗流程，帮助潜在受害人在真实交互中快速识别异常信号。当公众普遍了解多阶段索财、临场加价等惯用手段后，犯罪组织赖以得手的信息不对称便会明显收窄。

6.2 资金链路的阻断与账户治理

鉴于名义账户在诈骗链条中的关键作用，资金治理应成为打击此类犯罪的重要着力点。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强化对异常开户、批量开户与频繁转账行为的监测，及时发现并冻结涉嫌犯罪流转的账户；另一方面，执法与司法机关应加大对账户买卖、出借行为的惩戒力度，使向犯罪组织提供账户的行为付出足够的法律代价。切断账户供给，即是在资金环节压缩犯罪组织的运行空间。

6.3 平台责任与国际合作的深化

该团伙借助 Telegram 等加密通讯工具招募成员、组织运营，暴露出即时通讯平台在内容治理与实名溯源方面面临的现实挑战。平台在保障用户通讯自由的同时，需要探索在遵守当地法律前提下对明显犯罪化使用行为的识别与处置机制。与此同时，鉴于此类犯罪天然具有跨法域属性，各国执法机关应持续深化情报共享、联合侦查、遣返追逃与涉案资金返还等方面的合作，使跨境犯罪组织难以借助法域差异获得庇护。迪妙安全研究团队认为，跨境有组织诈骗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个案侦破或单边行动均难以根本奏效，唯有在公众意识、资金监管、平台责任与跨国协作之间形成合力，方能持续压缩犯罪组织的生存空间。

7 结语

首尔松坡警方侦破的这起跨境虚假招嫖诈骗案，较为完整地展现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在组织化、产业化与跨国化方向上的演变。团伙通过等级化分工提升运作效率，通过针对特定人群的诱饵设计提高得手概率，通过名义账户与据点迁移增强反侦查能力，而其最终被瓦解，则归功于情报共享、联合抓捕、遣返取证与国际通缉等多层次跨国协作的开展。

从治理角度看，本案的启示并不局限于个案侦破本身。它说明，面对已经走向组织化与跨境化的诈骗犯罪，任何单一环节的应对都难以形成闭环；真正有效的路径，是在公众早期识别与断联、资金链路阻断与账户治理、平台内容责任以及跨国执法协作之间建立系统联动。当这些环节协同运转时，犯罪组织赖以生存的信息不对称、资金隐匿与法域庇护便会被逐层削弱，电信网络诈骗的整体作案成本亦将随之抬升。

编辑：芦笛 （公共互联网反网络钓鱼工作组）

来源：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