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电信诈骗的组织韧性与治理路径

摘要：2026 年 11 月，首尔南部地方检察厅对盘踞泰国芭提雅的 “龙哥公司” 六名韩籍成员追加起诉，该组织自 2025 年 1 月至 7 月以恋爱诈骗、冒充侦查机关、虚拟币补偿、订餐代购等复合剧本，骗取 705 名韩国被害人约 151 亿韩元。案件最具分析价值的细节不是金额，而是首轮抓捕后十天之内另设据点、伪装成租车公司继续作案。本文以该案的公开司法信息为材料，区分指控事实与已确定判决，拆解三层组织架构与四类剧本的技术构造，分析 “人可替换、资产不可替换” 的组织韧性来源，并对照韩国犯罪团体罪、特别法罚则与量刑基准，说明组织责任如何延伸至未直接拨打电话的成员。分析表明，此类跨境组织的产能取决于话术脚本、被害人信息与收款账户三项可复制资产，治理落点应置于资产链与资金链，而非单纯追求抓获人数。文末给出证据边界。

关键词：跨境电信诈骗；有组织犯罪；虚拟资产；被害人救济；治理

1 引言

2026 年 11 月 10 日，韩国媒体披露了一起跨境诈骗案的追加起诉进展。一个以泰国芭提雅为据点、被检方称为 “龙哥公司” 的犯罪组织，被认定在 2025 年 1 月至 7 月间骗取 705 名韩国被害人约 151 亿韩元，六名韩籍成员在泰国服刑约一年后被遣返，于当年 10 月 8 日与 11 月 6 日分两批被逮捕起诉，至此在韩国国内被起诉的成员累计 27 人。

这则报道的常规读法是 “又破获一个境外窝点”。但案卷里有一处细节比金额更值得研究：2025 年 6 月 21 日，泰国警方突袭芭提雅一处泳池别墅办公室，抓获 21 人，其中韩籍 20 人；中国籍主谋与本部负责人脱逃后，重新招募韩籍成员，在十天之内把新的作案据点搭了起来，并以租车公司名义作掩护。8 月 6 日第二轮抓捕才将该据点与住处一并查获。

十天重建，说明这个组织的存续不依赖某一批人。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是：一个跨境诈骗组织靠什么在被端掉之后迅速复原；其剧本设计为何能把陌生人转为持续付款的对象；成员未直接实施某一笔诈骗，为何仍对整体损失负责；以及在 “人可替换” 的前提下，治理资源应当投向何处。取材上需要交代：报道内容来自检方公开发布，属指控事实，其中六名被告的一审尚在进行，21 名先行起诉者中仅 15 人刑期确定；本文凡涉及定罪与刑期的表述，均按 “已确定” 与 “审理中” 分别标注。

2 案件事实与材料口径

2.1 可确认的事实清单

组织结构上，核心层为四名中国籍人员，包括化名 “Zilong” 的总负责人与三名本部负责人；其下为按作案手法划分的韩籍执行团队。招募经由中介进行，以 “在泰国从事呼叫中心工作、住高级别墅、收入可观” 为条件，人员抵达后护照被收走，被要求参与作案。这一情节由检方在发布中陈述，六名新被告的辩护意见未见披露。

作案手法上，检方归纳为四类：以虚构女性身份引诱被害人观看由其自行主持的直播，再以 “币给多了需要退回”“兑换需缴手续费” 为由索款；冒充侦查机关，称被害人银行账户涉案，诱导其将资金转入所谓安全账户；以彩票号码预测失败给予补偿为名，低价出售虚拟币，收取虚假交易款；冒充军人向商户预订团体用餐，再要求商户向 “其介绍的供货商” 垫付代购货款，随后既不履约也不付款。

规模与进度上，认定损失为 150.93 亿韩元，被害 705 人，均为韩国国内报案人。抓捕分两轮：2025 年 6 月 21 日抓获 21 人（韩籍 20 人），8 月 6 日抓获 9 人（韩籍 8 人），另抓获在逃者 4 人，韩籍被抓合计 32 人。其中 27 人被遣返并在韩国被起诉，4 人的案件由有管辖权的检察厅审查，1 人尚未遣返。先行起诉的 21 人被判处 5 年 6 个月至 13 年有期徒刑，15 人刑期已确定；中国籍总负责人与一名本部负责人正在泰国服刑，韩方计划请求引渡；另有两名本部负责人未到案。

2.2 五处需要限定的表述

其一，指控不等于判决。追加起诉的六人处一审阶段，检方描述的 “护照被收走、被迫参与” 属于控方陈述；先行起诉的 21 人中仍有 6 人未确定刑期，可能处于上诉程序。引用时若统称 “该组织已被定罪”，会把审理中的部分提前定性。

其二，27 人不是组织总人数。这个数字的准确含义是 “被韩国侦查机关抓获并已受处罚或正在审判的成员”，而韩籍被抓者为 32 人，另有中国籍核心 4 人（2 人在泰服刑、2 人在逃）。组织的实际规模、境外其他据点的存在与否，公开信息均未覆盖。

其三，“Lounge” 是音译而非意译。报道说明该名由 “Long”（龙）与 “Ge”（哥）合成，对应中文语境即 “龙哥”。若按英文词义译作 “休息室公司”，会丢掉组织以主谋绰号自我标识这一信息，也会影响后续对 “同一组织” 的认定叙述。

其四，151 亿韩元是 “调查认定” 的国内被害人损失，不等于全部犯罪所得。未报案、未查明以及境外被害人的部分不在其中；705 人是报案并计入统计的国内被害人，不是实际受害总人数。跨境案件的损失统计天然偏低，这一点在比较不同案件时尤须注意。

其五，人均损失是算术平均。按 151 亿韩元与 705 人计算，人均约 2140 万韩元，但报道未公布中位数与分布。恋爱与投资复合剧本的常见形态是 “小额多次、临门一笔大额”，均值会被少数大额案件抬高，不能据此推断 “每名被害人损失两千余万”。

3 组织的可复制性：十天重建说明了什么

3.1 三层结构与其分离设计

该组织的层级不多，但每一层的功能被刻意分开。最上层是四名中国籍人员，掌握资金、剧本与对外联络；中层是按手法划分的团队，分别负责恋爱引流、冒充机关、虚拟币补偿、订餐代购；底层是执行人员，负责具体通话、聊天、收款引导。层级之间以 “团队” 为界隔离，成员只知道自己那一段的话术。

这种隔离的直接效果在庭审中显现：先行起诉的部分成员只承认本团队的作案，否认参与其他团队的犯罪。但法院认定他们对组织整体犯罪承担责任。检方另有一组证据支撑 “单一组织” 的判断：两处据点使用同一套剧本、同一批被害人资金账户，并查获了用于下达指令的即时通讯公告频道。剧本与账户的同一性，比人员供述更能证明组织的连续性。

3.2 重建所需的四个条件

十天之内另起据点，需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第一是话术脚本。脚本使新手在数日内可上岗，把 “会不会骗” 转化为 “照不照读”。第二是被害人信息。已骗取的身份、账户、聊天记录构成可继续开发的名单，第二轮作案并非从零获客。第三是收款账户。报道提到组织掌握 “代收账户” 的供给渠道，这类账户由他人实名开立后交由组织使用，是资金落地的第一跳。第四是招募通道。中介网络仍在，人可以在短时间内补足。

这四项共同构成组织的 “资产”。场地、设备、甚至人员都是可替换的，资产不可替换。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指出，此类组织的产能并不取决于在场人数，而取决于脚本、名单与账户这三样可以拷贝的东西；端掉一处窝点，只是让它损失一笔租金和几个月时间，只要资产还在，重建就是一道施工问题，而不是一道生存问题。

3.3 韧性的代价由谁承担

同一件事从执行层看，结论不同。被招募者多为寻求高收入的年轻人，抵达后护照被收、行动受限，在暴力与处罚的胁迫下参与通话。组织把他们当作可替换的零件：既方便管理，也方便在抓捕后切割。检方在发布中的表述是，这些人 “最终沦为外国负责人摆布的一次性工具”，并因此受到重刑。

这里存在一个不能回避的评价难题：他们同时是加害行为的实施者与人口贩运意义上的被害人。韩国法院已就 “对整体犯罪负责” 作出认定，但公开报道未说明法院如何评价 “护照被扣、被迫参与” 这一情节，也未说明是否适用外国服刑的裁量减轻。这一点留在第 5 节讨论。

4 复合剧本的技术构造

4.1 情感前置与自设直播间

四类剧本中，恋爱类最能说明该组织的手法特征。它不急于索款，而是先建立一段持续数周的关系：虚构女性身份，日常问候，逐步透露 “自己在做直播”，再以 “帮我冲人气”“送你一些币” 为名，把被害人带到直播间。

直播间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由组织自行主持。观众看到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房间、一个持续说话的人、一套可视的计价单位。这让后续索款获得了场景支撑：被害人不是被要求凭空转账，而是在一个 “有商品、有价格、有账户” 的环境里完成操作。技术上看，这相当于把诈骗的 “可信场景” 内部化，不再依赖伪造银行页面或钓鱼网站，因而也不触发域名信誉与页面仿冒的检测。

4.2 “币” 的三重功能

“币” 在这个剧本里同时承担三种功能，这是其效率的来源。

作为计价物，它把现金损失转化为 “数量” 问题。被害人被告知 “多给了 3000 个币”，需要 “退回”，损失的绝对金额被单位稀释，抵抗意愿随之降低。作为话术工具，它制造了连续的小额支付理由：充值、兑换、手续费、解冻、税费，每一笔都有独立的名义，单笔都不大，累计却可观。作为结算通道，它把资金从银行账户引向虚拟资产地址，绕开银行侧的受害预警与止付流程。

报道未披露具体币种、交易平台与钱包归属，因此不能推断其使用了某一特定公链或稳定币。可以确认的只是功能结构：以虚拟资产为标的，以 “数量差错” 和 “手续费用” 为由反复索款。这套结构对追赃的影响是实质性的 —— 资金一旦进入链上地址，冻结与返还的难度远高于银行账户。

4.3 四类剧本的分工与互补

恋爱类负责 “养”，周期长、单笔大；冒充机关类负责 “吓”，以账户涉案为由制造紧迫感，适合短周期收割；彩票补偿类负责 “诱”，以 “预测失败给补偿” 为名低价售币，实质是收取虚假交易款；订餐代购类负责 “骗商户”，以团体订餐为饵，让店主向指定供货商垫付货款，随后集体不出现。

四类剧本覆盖了不同的被害人心理入口：情感、恐惧、贪利、生意上的机会。它们共享同一套底层资产 —— 名单、账户、话术模板 —— 因此可以在同一据点内并行，也可以按团队拆分考核。这种 “模块化” 设计使组织能够根据被害人的反应切换剧本：恋爱线不成的，转入投资线；投资线不成的，转入 “账户涉案” 的恐吓线。

4.4 复合剧本为何比单线更难识别

单线诈骗的可疑点集中：突兀的转账要求、陌生的收款方、紧迫的措辞。复合剧本把这些可疑点分散到一条时间轴上：先有数周的日常聊天，再有直播间的 “正常消费”，再有 “多给了要退” 的小额往来，最后才是大额索款。每一步都以上一步为基础，被害人若在中途停下，前面的付出就成了继续的理由。

这一机制与沉没成本有关，也与 “关系维护” 有关。被害人拒绝的不是一笔转账，而是一段已经投入时间与情感的关系。把判别点放在 “是否转账” 上，已经太晚；有效的判别点应当前移到 “为何要在陌生直播间里消费” 这一步。

5 法律定性：组织责任如何延伸到每个成员

5.1 犯罪团体罪与诈骗罪的并罚

韩国刑法第 114 条规定，以死刑、无期或长期四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犯罪为目的，组织团体或加入、作为成员活动者，依其目的之罪所定之刑处罚，但可减轻。诈骗罪的法定刑为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二千万韩元以下罚金（2026 年 9 月起施行的修正将上限提至二十年以下或五千万韩元以下罚金），满足 “长期四年以上” 的要件。因此，加入该组织本身即构成犯罪，与实际骗得多少笔无关。

大法院在 2017 年的一则判决中明确了三项要点：电话诈骗组织若具备以总负责人为中心、干部分工、成员按角色履职的最小指挥体系与持续性，即属刑法上的犯罪团体；成员对加入与活动具有故意；犯罪团体加入、活动与诈骗是两个独立的构成要件，保护法益不同，不成立法条竞合，应并罚。本案法院认定部分成员对未亲自实施的其他团队犯罪负责，正是这一法理的延伸。

5.2 未拨一通电话，为何承担整体损失

共谋共同正犯的认定标准是 “是否认识到共同行为并参与分工”，而非 “是否亲手实施”。在电话诈骗中，招募、培训、提供账户、提供名单、转移资金都被视为分工的一部分。因此，一名只负责聊天引流、从未收款的人员，仍可能对组织的整体诈骗额承担责任。

这一规则的解释力在于它对应了组织的实际运作：单个环节的行为本身不具备独立的欺骗性，只有串起来才构成完整的诈骗。若按环节切割责任，每个参与者都可以主张 “我只做了无害的一段”，组织责任便无法落地。韩国法院据此把 “知情并留在组织中” 作为故意的核心，而非 “亲手骗到钱”。

对本案而言，这解释了两点：其一，为何 27 名被遣返者中有大量非核心角色仍被起诉；其二，为何部分成员只承认本团队犯罪，法院仍认定整体责任。

5.3 量刑区间与量刑基准的对应

先行起诉的 21 人获刑 5 年 6 个月至 13 年。以涉案 151 亿韩元衡量，韩国组织性诈骗的量刑基准中，“获利 50 亿至 300 亿韩元” 一档的基本域为 6 至 11 年、加重域为 8 至 17 年。宣告刑的下限低于基本域下限，上限落在加重域之内，整体与基准表大体重合，说明法院是在基准框架内按角色、参与时长、被害恢复情况分别定档，而非一律顶格。

同期另一起以柬埔寨、泰国为据点的案件，46 名成员一审全部实刑，刑期为 1 年 8 个月至 10 年。两案并置可见一个趋势：对境外据点案件，韩国法院倾向于判处实刑，且对 “知情后仍留在组织” 的成员不留缓刑空间。这与 2025 年 7 月起适用的量刑基准修订有关 —— 组织性诈骗的缓刑参考事由中，删除了 “仅具未必故意” 一项。

5.4 一个尚未回答的问题

本案六名新被告在泰国已服刑约一年后遣返。韩国刑法对 “外国已执行部分刑期” 设有裁量减轻的规定，是否适用、减轻幅度多少，公开报道未作说明。同样未被说明的，是法院如何评价 “护照被收走、人身受限、被胁迫参与” 这一情节：是作为减刑事由，还是作为不影响故意的背景，抑或在量刑阶段以 “参与程度低” 吸收。

这一空白不是细节。它关系到此类案件中 “被害人 — 加害人” 双重身份的处断方式，也关系到后来者是否愿意在抵达后立即求助。若胁迫情节在量刑中不被显性评价，组织对新人施加控制的说服力反而增强；若被过度援引，又可能成为脱罪通道。两种风险都需要判例给出边界。

6 被害人侧：损失结构与返还困境

6.1 损失不是均匀分布的

705 人、151 亿韩元、人均 2140 万韩元，这三个数字常被并列引用，但它们的统计意义不同。总额是 “认定损失”，人数是 “报案并计入的国内被害人”，均值则由两者相除得出。恋爱与投资复合剧本的损失分布通常呈长尾形态：多数被害人损失在数百万至千万韩元量级，少数在数千万至上亿韩元。

分布形态决定了治理重点。若损失集中在少数大额案件，那么 “临门一笔” 的拦截比广谱宣传更有效；若损失分散在小额案件，那么支付环节的风险提示与快速止付更有价值。本案公开信息不足以判断属于哪一种，这也限制了据此设计对策的精度。

6.2 特别法返还程序的适用边界

韩国《电信金融诈骗损失防止及返还特别法》对 “电信金融诈骗” 设有定义，并以该定义启动支付停止与损失返还程序。定义中有一项除外：以 “假装提供商品或服务” 方式实施的行为不在其列，但 “假装提供贷款” 被明确纳入。本案以虚拟币买卖、直播消费为外壳，是否落入 “假装提供商品” 的除外范围，需要按具体行为判断。

这一界线不只是罪名问题。若被认定在该法定义之外，刑事上仍可按诈骗罪处罚，但被害人无法使用该法的止付与返还程序，可走的救济路径随之减少。本案检方按特别法起诉，说明其认定涉案行为属于该法调整范围；但 “币” 的交易外观与 “商品买卖” 的接近性，仍是辩方可能争讼之处。

6.3 追缴不等于赔偿

韩国法上，刑事追缴的款项归入国库，不直接支付给被害人；刑事程序内的赔偿命令需要损失金额特定、责任范围明确，否则会被驳回。这意味着 “重刑” 与 “获赔” 是两条互不替代的轨道。前述柬埔寨案件 46 人全部实刑，与之并行的是被害人的赔偿申请大量被驳回。

对跨境案件，返还的难度更高：资金已转为虚拟资产，节点分散，被告人多在境外服刑或无财产。检方计划请求引渡中国籍主犯，其意义一部分在刑罚，一部分在资产调查 —— 只有把人控制住，才能追查资金去向与账户网络。

7 治理落点：从人到资产

7.1 人力供应链

招募是这条链上最容易被观察的环节。以 “高薪、别墅、包食宿” 为条件的出境招工广告，在社交平台上并不难识别。可执行的措施包括：对 “出境从事客服、博彩、投资推广” 类广告设定平台侧的关键词与画像审核；在出境环节对年轻、无专业技能、目的地为已知诈骗聚集地的行程作二次询问；把 “护照被收走、行动受限、被要求背话术” 列为人口贩运识别指标，使使领馆与当地警方能在第一时间介入。

本案两轮抓捕都始于内部人举报，这一点值得记录。它说明在封闭据点内，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界线是流动的，救援通道的存在会改变组织的稳定度。

7.2 话术与数据资产

剧本与名单是组织的核心资产，也是取证的重点。侦查上应把 “同一套剧本”“同一批账户”“同一公告频道” 作为认定单一组织的客观连接点，而非依赖成员供述。治理上应推动平台侧对 “直播引流 — 币充值 — 手续费” 这一组合行为建立识别规则：自设直播间内以虚拟币计价、以 “多付退回” 为由索款、以兑换手续费反复收费，这三者同时出现时，其风险等级应显著高于普通直播打赏。

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研究团队在剧本指纹方向的工作，即把话术拆成可比较的最小单元，通过措辞、节奏、索款名义的组合特征匹配同一来源的剧本；据 DiMiao, CN 分析，剧本指纹与收款账户簇的联合比对，可以在人员尚未落网时先把分散案件归并到同一组织，从而为跨境协作提供可交换的证据单元。

7.3 资金与虚拟资产通道

资金链上有三个可干预点。一是代收账户：账户由他人实名开立后出借，属于典型的账户买卖，银行侧可通过开户行为异常、短期内高频进出、多被害人对同一账户付款等特征识别。二是币商与场外交易：以 “充值”“兑换” 为名的收款，往往经由场外承兑商完成，承兑商的客户尽职调查是薄弱环节。三是链上资金：一旦进入地址，需要交易所的配合才能冻结，因此交易平台的地址标注与可疑地址库共享是跨境协作的实际切入点。

7.4 跨境协作与被害人返还

本案的协作链条已经跑通：泰国警方实施抓捕，韩方在服刑完毕后遣返并起诉，韩方计划对在泰服刑的主犯请求引渡。可改进之处在于两处：其一，资产调查应与人犯移交同步启动，避免 “人回来了、钱没了”；其二，被害人返还应有独立于刑事程序的通道，例如以犯罪资产分享或跨境民事协助的方式，把追回资金直接对应到被害人。迪妙网安关于跨境被害人返还的后续研究，将围绕 “资产可追溯性” 建立评估框架，把代收账户、承兑商、链上地址与被告人所在地四项要素纳入同一处置排序，以便在引渡谈判中同步主张资产调查。

治理资源有限，投向何处需要排序。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强调，把被迫参与的成员一律按组织犯顶格处理，短期能提高威慑，长期会削弱内部举报意愿，而本案两次抓捕都始于内部人举报；相比之下，摧毁剧本库、切断代收账户供给、压缩场外承兑通道，对组织产能的影响更直接，也更难在十天内修复。

8 证据边界

第一，材料性质。全部事实来自检方发布与媒体转述，未经法庭对全部被告质证。检方对组织架构、招募方式、胁迫情节的描述，属于控方主张；六名新被告的一审尚未完成，其抗辩未见公开。

第二，统计口径。151 亿韩元与 705 人仅覆盖韩国国内报案部分；跨境案件的未报案率通常较高，“人均 2140 万韩元” 是均值而非典型值；32 名韩籍被抓者中 27 人被遣返起诉，4 人移交他国管辖，1 人未遣返，不同处置路径对应的责任认定不可直接比较。

第三，组织边界。27 人不是组织总人数；四名中国籍核心中两人在逃、两人在泰服刑，其上层是否另有指挥者、是否与其他据点共享资产，公开信息未涉及。以本案推断 “该组织全部结构” 会超出材料。

第四，技术细节。报道未披露币种、交易平台、钱包归属、剧本原文与被害人信息库规模。凡涉及 “虚拟资产如何结算”“剧本如何迭代” 的分析，本文只作功能层面的推断，未指认具体技术实现。

第五，比较案件的可比性。本文引用的柬埔寨、泰国据点案件在涉案金额、成员规模与审理时点上均与本案不同，仅用于说明量刑趋势，不作水平比较。

9 结语

这起案件提供的经验不在金额，而在时间。一次成功的抓捕之后十天，同一组织以另一个名义重新开工，说明跨境诈骗的产能并不存放在人身上，而存放在可以拷贝的脚本、名单与账户里。人员可以被抓、被判、被遣返，资产不会随人消失。

法律侧的应对已经相对成熟：犯罪团体罪的并罚使组织责任覆盖到未亲手实施者，量刑基准使宣告刑落在可预期的区间，特别法为被害人保留了止付与返还的程序入口。这三项共同构成了 “事后” 的框架。仍显薄弱的是 “事中”：直播间里的币、场外承兑的账户、招聘广告背后的出境通道，这些环节发生在被害人付款之前，也发生在组织被端掉之前。

需要保留的判断有四点：本案多数被告尚未终审，指控事实与确定判决应分开引用；27 人不是组织规模；“十天重建” 说明的是资产存续，不是组织不可摧毁；人均损失是均值，不能代表典型被害人。把这些限定去掉，结论会变得干脆，也会变得不准确。

可以确认的方向是：治理的计量单位应当从 “抓获人数” 转向 “资产存续时间”。一个组织在被端掉后多久能重新开工，取决于脚本是否被取走、名单是否被清除、账户供给是否被切断。这三项决定的时间，比判决书的刑期更能说明治理是否奏效。

编辑：芦笛 （公共互联网反网络钓鱼工作组）

来源：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