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对普通人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作者:克罗采和春天(高林)
“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没有道理因为青年时代的一次选择就决定他的终身。”
科技进步确实有两面性。
一开始它表现出来的是挤占劳动者的价值,让被机器替代的劳动者失去赖以维生的收入。比如自来水吞噬了“送水工”这个行业,汽车摧毁了马车这个交通工具,也就扫荡了原本可以安稳度日的马车夫这个职业。再比如那个经典的例子,一个巴黎的铁匠他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工作,他的女朋友负责把铁条剪短,他则把这些短小的铁条砸成钉子,他们齐心协力一天可以生产七百到一千根钉子,但工厂引入了蒸汽机,蒸汽机不知疲倦而且速度更快,一天可以生产两三千根钉子。铁匠和他的女朋友唯一的机会就是降低工资跟机器竞争,结果可想而知。
但是技术进步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当它挤占了一部分劳动者的生存空间的时候,它也给整个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因为引入了蒸汽机,很多东西的价格大幅度下降,比如横渡大西洋的轮船让欧洲的粮价快速下跌,更便宜的粮食、更便宜的工业品,意味着社会上大部分人赖以实现衣食温饱的成本大幅度下降。而社会整体的财富反而继续增长,这就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了衣食温饱之外的其他东西付费。比如艺术、比如美、比如舒适、比如有趣。
比如化纤面料和机械化生产让服装的价格一落千丈,确实让很多裁缝无以为继。但同时也让一部分裁缝变成了时装设计师。当巴黎开始去工业化的时候,大型综合商场、餐馆、酒店、音乐咖啡馆、小酒吧,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这些地方都需要服务员。一个巴黎的铁匠带着他的女朋友一起日夜劳动,无非是填饱肚子,入睡之前喝口酒缓解寒冷和酸痛。他们的生活水平即使没有机器也可以算是凄惨。
而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很多女性在综合商场里找到了工作,她们当中的很多人穿上了配发的工作服,而这些工作服都是模仿她们过去一辈子也买不起的最新时装制作的。巴黎的综合商场要让自己的店员都成为时尚的载体,当然不能让她们食不果腹。实际上到十九世纪末,巴黎人区分商场里的服务员和伯爵夫人的主要办法是看她们谁戴了帽子,戴帽子的就是伯爵夫人,因为店员是不能戴帽子的,其次是看珠宝,这一条不如帽子好用,因为很多商场也给店员提供了假珠宝。
男性现在也可以在商场、酒吧、咖啡馆里工作。这种脱离了体力劳动的男性也开始在巴黎社会里出现。他们的相对收入和地位依然是低下的,但是相比拿锤子砸钉子的前辈,他们的处境好了很多。没有蒸汽机以前一个铁匠一天工作十个小时,有了蒸汽机他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直到什么也看不见为止。即便如此也只能吃上劣质面包、喝杯烈酒躺下睡觉。但新时代的铁匠小哥一天工作九个小时之后还有钱、有力气,去女神娱乐场这样的地方喝杯啤酒,跟姑娘一起跳跳舞唱唱歌。
20世纪初的女神娱乐场
技术进步让社会整体变得富裕,结果就是拉高整个社会的底线。一个无赖、一个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倒霉鬼,比如保罗·魏尔伦这样的人,在十六世纪他可能被吊死了,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他可能早就饿死或者某次喝醉之后冻死在街上了,但在十九世纪末,这样一个咎由自取的酒鬼,却能住进医院、磨磨叽叽地为了四行一法郎的稿费从自己的婴儿时代开始写回忆录。
那你说到底是技术进步好呢?还是不进步好呢?
当然我们也应该问一句难道为了社会整体的进步铁匠就该被牺牲么?
抛妻弃子与兰波私奔的魏尔伦
当然不应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意识到“看得见的手”的使命。一个社会里看得见的手最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是“公平”。当自由竞争、技术进步,牺牲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时候,“看得见的手”应该站出来为这些人争取他们的保障。
一个人勤劳肯干,只是因为时代前进了就被甩在沙滩上。社会享受着以他们为代价的进步却对他们的命运不闻不问,这是不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没有道理因为青年时代的一次选择就决定他的终身。
公平就是要让这些无辜的人能够有尊严的生活下去,他们不欠任何人的情,相反大家欠他们的,那么“看得见的手”就应该用所有人的力量去保障他们的生活。这就是公平。
被时代抛下、日趋破败的曼彻斯特老城区,1965年
而且依我看,不单单是那些无辜的人,哪怕一个人咎由自取,像魏尔伦那样是个恶棍、酒鬼,妻子生孩子的时候还在勾引轻浮姑娘的人,他也应该有作为一个人生活下去的权力。
看得见的手要做的就是保障整个社会的底线,让每一个人走过自己的人生的时候都能更自由、更不必瞻前顾后的去探索、去追求。
有趣的是,一个更自由、更安全、每个人更加无所畏惧的探索和追求的社会反而比每个人都觉得脚下有万丈深渊,每个人都要千方百计地把自己抓到的一点点好处藏在洞里以备“不时之需”的社会更有活力、更有创造性。
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最公平的社会”就是“最有效率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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