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等同于控制括约肌｜不愿活下去的人（完）

▲图：视觉中国

本书融合了医学、法律、历史和哲学，但并不是一本关于论辩的书，也不是对美国或任何地方的死亡权运动的全面描述。实际上，本书主要是故事、对话和思想的集合。我的工作从2015年的伦敦开始，那时我还在维斯新闻（VICE News）当记者。那一年，英国议会要投票决定是否将医生协助死亡合法化。我就这个主题做了一些报道，还跟几个同事合拍了一部纪录片。我一直在关注这场全国性的辩论，很激烈，也可以预见。支持者说着“个人自主权”，讲述着病人和垂死之人因为受到的痛苦而被迫以可怕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样的故事让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反对者说着“生命之神圣”，警告说没有能够保护弱势群体的保障措施。到了投票那天，抗议者聚集在议会大楼外，互相冲着对方的脸尖叫，剑拔弩张。一边的牌子上写着，“给我比死亡更好的选择”。另一边的牌子上写的则是，“小心滑坡效应，不要伤害”。后来，议会投票否决了这个议案，而我在那之后还在继续自己的研究，先是在英国，后来也涉及协助死亡已经合法的地方：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和美国的一些地区。我想知道，立法规定一种全新的死亡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似乎对我们如何理解生命的意义，以及理解我们觉得自己有义务遵守的社会契约，都至关重要。

我在转而关注美国及其《尊严死法》时，发现能找到的数据比我预计的要少得多，让我很惊讶。在比利时和荷兰，安乐死监督委员会发布了年度报告，但几乎没有披露使用法律的个人相关信息。协助死亡合法的美国各州要求医生就每个完整的死亡案例提交一些书面文件，但这些文件都是医生填写的，而不是由将死的病人自己填写，病人自述的想法和情感从来没有被医疗系统记录下来。而且出于保密的考虑，并非所有州都会收集大量数据，更不是所有收集到的数据都会公布于众。有些研究人员因为永远都不可能知道所有跟那些不寻常的病人有关的情况而哀叹——他们的特定地理分布，他们的精神健康史，他们的家庭关系是什么样子，他们的银行账户在什么量级，等等。在整个世界，关于医生协助死亡的系统性研究也很少。甘齐尼博士在这个领域发表的文章挺多的，她告诉我：“这是有原因的。这样的工作很难拿到资助。这是……怎么说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会保持警惕的那种研究。”我知道，我如果想了解这些病人，就需要找到他们，和他们一起度过他们用来策划自己如何死亡的生命片段。

但并不是这样就够了。随着我对类似俄勒冈州那种尊严死法律的了解越来越多，我发现这些法律从哲学角度来讲，并不像我之前所想象的那么激进。毕竟，这样的法律只适用于那些本来就会很快死去的病危患者。这些法律让那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加快，但并没有加快很多，而且不会改变这个过程。我后来遇到了一些其他类型的病人：即使在医生协助死亡合法的地方也并不满足法定标准，但仍然想死的男男女女。他们说，他们都有绝对合情合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