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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收听eBioMedicine播客。我是本刊编辑张鹏。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杨博逸教授。我们将讨论他们最近发表的论文“绿色空间和人类健康研究证据的可信度:使用证据分级方法的荟萃分析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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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杨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在您最近的论文中,您评估了目前研究绿地与人类健康关系的有荟萃分析的系统综述的证据可信度。首先,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目前绿地和人类健康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
杨博逸教授:非常感谢杂志提供的机会,也感谢张博士的邀请。绿地和人类健康的流行病学等实证研究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大量兴起在过去的20年,尤其欧美国家的科学家开展了绝大部分的研究,中国科学家关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截止到目前,研究者已经将绿地暴露与100多种疾病结局相关联。比如,绿地暴露增加被认为可以减轻心理压力、降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肥胖以及死亡率等。但是,这些流行病学证据的可靠性不清楚,这也是我们这篇文章重点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目前的最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新的绿地暴露评估方法不断出现,比如现在可以实现三维、立体的绿地暴露评估;第二,在前期流行病学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绿地的疾病经济负担评估在出现,这对政策的制定和指导有直接的参考意义,比如通过政策改善弱势群体的绿地获取和利用;第三,绿地影响健康的机制在不断深入,在已有传统机制的基础上,如微生物多样性等机制被不断提出和加强。
张鹏:您能介绍一下您在这篇文章中采用的研究方法吗?
杨博逸教授:好的,首先我们系统检索了多个数据库,试图获取有关绿地与健康结局的所有的荟萃分析。这个过程我们总过发现4万多条文献记录,通过制定严格的筛选标准,最后34篇系统综述包含154项荟萃分析结果,纳入到这篇文章中。然后,我们分别对干预研究和观察性研究的荟萃分析的可信度进行了证据可信度评估。之所以分开评估,是因为适用于他们的方法不一样。干预性研究使用GRADE框架这种方法,对偏倚风险、不一致性、间接性、不精确性和发表偏倚等方面进行评估,最后将证据可信度分为高、中、低和极低四个级别。对于观察性研究,我们通过考虑P值、样本量、结果的稳健性、异质性和偏倚等方面,将证据的可信度分为令人信服、高度提示性、提示性、弱和不显著五个级别。
张鹏:您的研究的主要发现是什么?
杨博逸教授:通过上面的证据分级,我们构建了绿地暴露与人群健康结局的证据等级金字塔。具体来讲,我们的研究发现,对于干预性研究,没有最高等级的绿地与健康结局的证据,仅仅绿地干预对心理幸福感和情绪的影响可被评中级可信度,其余的40个荟萃分析的结果被归为低或极低可信度的证据。对于观察性研究,只有绿地暴露和心血管所致死亡率的关联被评价为最高等级证据,另外,绿地暴露与早产、小与胎龄儿、全因死亡率以及糖尿病的关联被评为较高等级的证据,而其他的证据则可被认为是低等级的证据。
张鹏:您能否向我们的读者详细解释一下这项研究的意义?
杨博逸教授:这项研究的意义在于,首先我们通过科学的方法对已有的证据进行了严格的分级。对于我们发现的高质量证据,由于其高可信度和转化应用潜力,他们可被政府部门、政策制定者以及健康管理人员所采纳和转化,用以制定城市绿地规划措施和疾病预防措施。而我们也发现,大多数已有的绿地和健康证据的等级是较低的,甚至是极低的,这就意味着这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大量的高质量前瞻性或者干预研究进行确证。这也反映出我们的研究对该领域的研究人员起到提示和指引作用。
张鹏:您的团队未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
杨博逸教授:谢谢您的这个重要问题!目前我们团队主要在以下方面开展研究工作:第一,借助新技术和新方法,探索和创建可以更加综合和精确评估人群绿地暴露水平的新方法和新指标;第二,针对我们这篇文章发现的低质量证据,进一步开展前瞻性队列研究和干预研究,提供更高等级的流行病学证据;第三,有关绿地暴露影响人群健康的确切机制,事实上还非常不清楚,因此我们也正在结合人群研究和动物实验,试图阐明绿地健康效应的通路和微观机制。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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