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仍需以读书为根基

近20年来，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深刻影响着各行各业，史学研究也不例外。历史文献、历史资料数据库的建设使史料的检索、复制极为快捷和方便，许多未曾阅读过的书籍中的资料借助网络信息技术也能够被直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是否需要彻底改弦更张？这确实是史学研究面临的一个新课题，需要作细致的探讨和辨析。

史学研究与记载历史事实的书籍有天然的不解之缘，研究历史必然要研读史籍。中国史家传统的读书方式，讲求精读系统性的史籍与相关典籍。越往后代，书籍、文献越加积累，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其部帙之多，研究者欲全部阅览已无可能，于是类书、书目、各种索引应运而生，给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然而，各种类书良莠不齐，而且割裂原书籍的内容，再机械地分类编辑，呈碎片化状态，所取史料的形成背景、语境、前因后果基本消失，因而会导致误解。因此，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中，类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阅读重要的系统性史籍仍然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正因为如此，古人剖析类书，常常提醒学者：“抄撮类书，非根柢之学”。不过，无论类书还是目录学著述、索引，都是以“书”的形式出现，长期以来，治史以读书为根基，无人怀疑和挑战。

到了当代，电子学术资源兴起，这些资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二是互联网上的知识资料与信息，三是可以检索的学术资料数据库。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与原书一致，仅载体不同，对学者而言均属读书，无多少区别。互联网上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的大多为普及性知识和学术信息，对治学方式的冲击也不大。只有可检索的学术资料数据库，极大地改变了史学研究者获取史料的途径，冲击着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近年来被广泛使用的四库全书数据库、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四部丛刊全文电子版、读秀网、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已然涵括了过去史家难以想象的资料，而数据库建设仍方兴未艾。从理论上讲，只要解决好操作技术问题，所有资料都可随时提取，速度非常快、史料非常多。而且，数据库还可以由学者自行设计检索内容，这使它实质上已经不同于类书。不过，数据库仍存在与类书相似的缺陷，这决定了它还不能取代读书治史的基本理路：第一，所得资料也呈现为碎片化的堆积，失去其形成的背景和特定的语境，存在误读的可能性；第二，检索所得史料，难分真伪，而且因割裂、碎片化更难直接考辨；第三，受数据库涵括内容的限制，可能缺少很重要的典籍资料，如《四库全书》的编纂暗地里排斥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

在史学研究中，具体史料的运用必须依托于对相关历史背景状况的整体理解，决不能依靠史料的堆积而不知鉴择。史学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必须在读书、思考、研讨和撰著的实践中培育，要有史料鉴别和考订的能力，要有理论思维，仅仅掌握史料的供应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网络信息时代，认为有了学术资料数据库就可以轻松治史了，显然是不正确的。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直接取用具体的史料，出错的几率颇高。例如，以“实录”为名的史书产生很早，但许多史书的性质与唐太宗时开端的朝廷官修、记述一朝皇帝言行、以政务为中心的编年史性质完全不同，而史学界将其混同看待的却不乏其人。这是在“名”与“实”之间的失察，而学术资料数据库的检索就是以词语、字串为核心来汇集资料，所以特别需要警惕。

为提高史学研究水平，读书治史的理路不可抛废，但信息检索技术的重要作用对读书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网络信息时代，史学研究者在读书上应作出调整和改进。比如，读书包括阅读电子扫描和镜像版之书，学者应努力建设自己的电子图书馆；史学研究中运用数据检索手段发现的重要资料出自陌生的书籍，就要跟进阅览，这样才能让信息化检索起到促进读书、增益研究的作用。（作者为南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