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认为心进行思考是根据古代解剖学、医学得出，也与哲学认知有关

众所周知，现在人们认为进行思考的器官是大脑，而古代的时候，我国古人却认为是心主管思维认知。古人认为是“心”在思考，而不是大脑——第一，这是先秦的古人，根据当时的“解剖学”和“医学”水平得出的结论。第二，这个结论，亦与当时的哲学认知有重要关系。第三，这一观点，就世界范围来说，相当长时间里，都不可简单定义为“落后”、“愚昧”或“荒谬”。第四，数千年来，“心”之概念，已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深深扎根，并广为世界所接受。

中国古人，何时对“心”有了明确概念？

上限目前不知。但甲骨文中，已有“心”字，这是距今3000多年前。

周代的古人，对人的内脏及其功能，有了十分清楚的认知。概括地说，就是“五脏”“六腑”。

“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胆。

当时的古人，对各个脏腑的具体位置亦很清楚。比如，认为“心”为“五脏之次，心次肺”。这一定是以古代“解剖学”为认知基础的。

当然，古代“解剖学”肯定与古代“医学”密切相关。

《左传・成公十年》有著名的“病入膏肓”一说。《说文》曰：“肓，心下鬲上也。”“膏，肥也。”“膜，肉间膈膜也。”“膏肓”，即人体内胸腹两腔之间相隔的“肌膜结构”。“成公十年”是前581年。

甲骨文“心”字

古人对“心”的认知，还与当时的哲学有关。

第一，是“阴阳五行”——人为天地阴阳之精华。

《汉书・律历志》曰：“天之中数五，地之中数六，而二者为何。”“五脏”“六腑”是根据天地之数确定的，体现着《礼记・礼运》所云：“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第二，是“求中”“居中”之观念。

上古先民，通过观象授时、立杆测影，形成了“求中”观念，认为“中央”、“中心”之无比重要，这成为古代重要的哲学理念。

甲骨文的“心”字，是“心脏”之象形。小篆的“心”，完全是甲骨文“心”字的继承和变形。《说文》云：“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诗序》亦云：“情动于中。”《正义》：“中谓中心。凡言中央曰心。”《月令》注：心为中“则心为尊也。”

基于古代“解剖学”和“医学”认知，加之哲学概括，古人一方面认为人“心”之重要，另一方面，就认为“心”主思维、思想、情感甚至品质、道德了。

有诗为证。《诗・唐风・有杕之杜》：“中心好之，曷饮食之。”这是述说一个女子爱慕一位男子，译成白话是——心里实在爱恋他，何时能有共缠绵？

现在说的“由衷”，其实就是“由中”——“打心眼儿里”如何如何。

这诗约作于西周初年，距今大概3000年。

孟子就说得更明确：“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还把“心”和“思”连用：“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于是有“心思”一词，亦有“仁心”一词。

《素问》从“医学”角度定义“心”。其《灵兰秘典论》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又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神明”，是古人对“意识”“意志”的别称，其“出于心”。

《荀子》亦有此言：“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心”是形体之“君主”。因为“神明出于心”，所以《史记・天官书》云：“心为明堂。”

《‍礼记》

总之，“心”既主“形”又主“神”，《礼记・大学》疏曰：“总包万虑谓之心。”

鉴于以上认知，从西周始，便有了无数与“心”有关的词汇。

如，《尚书》所云“心力”，指智力与能力；《国语》所言“心安”，指意适无憾；《庄子》所讲“心死”，言沮丧不能自拔；《诗》曰“心曲”，说苦思深虑；《易》云“心病”，是忧虑而致病；《吕氏春秋》的“心得”，是感悟和体会，等等。

还有“心虚”、“心术”、“心游”、“心意”、“心醉”、“心动”、“心旌”、“心狠”、“心气”，等等等等。

这些词汇，都形成于先秦。秦汉以致唐宋，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正因为“心之官则思”，以致后来的宋明理学称为“心学”。

这种影响流传至今，最典型的，就是“心理”，包括“心理学”和相关的诸多概念。

《不列颠百科全书》说，古代，人们已经知道思维是大脑的功能，这说的是西方。

《不列颠百科全书》‍

其实，这个论断尚嫌证据不足。将“思维”“意识”等等与人脑联系起来，应该是18世纪初随着近代医学和科学的发展，才逐渐确认的。

1690年，英国的洛克，仍然认为意识是“对个人心中出现的一切的知觉”。

西方，对“思维”、“意识”、“精神”、“心理”，普遍使用两个词汇——“mind”和“psycho”。这两个词汇，都来自古希腊语或拉丁语，属于同源异构，与一个神话有关。尽管含义稍有模糊，但理解为“心”，似更准确。

就是说，中外的认知水平，在近代以前，并无大的差异。倒是中国古人，应该说从先秦开始，就认识得更透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