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好书单：一些经历，一些感受

第二次参与年度好书评选。

编辑部有分工，我在第一年关注“社科”和“经济”两类，需要各挑选出十本共二十本入围图书。今年只关注“经济”。

我毕业刚到编辑部的时候，很诧异，何以要分设“社科”和“经济”，而经济学不是社会科学中的一支、且习惯被认为最靠近（自然）科学的那一支吗？编辑部的leader说，两者在公共阅读中不是一回事。我花了一段时间来适应。

经济学与“经济”是不同的概念，如果说，在类别中使用“经济”，“社科”是否要换成“社会”更合适。原因是，和“社科”命名法相对应的是经济学，而和“经济”命名法相对应的是社会。至今是一个私下纠结。

读书期间围观评选好书，心底最大的一个疑问是，全年出版的图书之多，他们看得过来吗？以何种标准选出的？参与到其中才感受到一个事实：原来，原来好书还真是有限。市场上的好书，也没有那么难发现。

具体细节不说，我在此间的感觉是，挑、评书，倒像跟撰写论文列“参考文献”一样的。

数据库的文献那么多，你怎么选？参考文献可是一篇论文最重要的要件之一，通过它，即可看出作者是在何种框架、范畴和脉络中思考问题，而绝非只是一种文本修饰。

我记得一种流行说法，要把参考文献做漂亮，作者是谁、期刊或出版社是什么、中外文献比例怎样，等等，都得纳入考虑的范围。

我同样记得数年前坐在教室里，听老师站在讲台上，把他心中值得做“参考文献”的国内出版社做里一个列举。如数家珍。

我还记得“买书要看出版社”，就像任何一种消费一样，购物看品牌。

但如此判断其实未必绝对靠谱。如果出版社和图书公司分离，出版社提供书号，而选题、策划和编辑是由图书公司来完成，出版社和一本书的品质不一定完全挂钩。即便在图书市场上声誉不足的出版社，也可能出版非常好的书。

与“参考文献”的相同不是指这里，是指什么呢？是其中的“问题意识”。参考文献的选择，必然首先因问题的需要。其它退居次要。

我参与挑书、选书的时间很短。怎样来理解“问题意识”？

跟“参考文献”不一样，我说它的“问题意识”在社会科学领域需要的是提出和回答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它关切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境遇。学者们经常感叹，精致、精细和漂亮的学术写作已经很难回答重大问题，难度可见一斑。

在此之下，才是具体的“问题”，即具体的专业领域。

“问题意识”是关于作者和出版机构的一种眼光、视野和胆识，而具体的“问题”是关于落地的专业水平。扎实的后者作为基础才能撑起前者。

两者结合即要放弃一大批图书。想必不难。

文学、国故或其它类别的图书自然要另论，阅读体验、审美、意义或趣味都在评价范畴之中，与社会科学不一样。这样说，倒非意味着，社会科学就一定要提出或回答重大问题，而否定纯粹学理或“形而上”的研究，因为这里说的只限于媒体评选和公共阅读。

真正的问题可能是，到底什么是重大问题？谁来定义？

媒体或选书人的风格不同，地位不同，定义自然不同。

然而，还是有一些是确定的。比如说，“重大问题”不是冠冕堂皇、不是高大上、更不是问题越宏大越“重大”，飘飘在高空，无法落地，空洞到与我们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更毋论不真诚的“重大问题”。

或许是这样。

如果回到“经济”，“重大问题”又是什么呢？更靠谱的问法可能是，又有哪些呢？因为你无法聚焦所有的，而不过选择其中一些而已。

是即将迎来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候，继续深化改革、统一市场的挑战；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调整变化的背景下，家庭的负债及其金融风险；是市场共识被摇晃的退缩风险；是AI大数据到来的时候，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行动、态度和选择，是否会被全面计算，是否就此丧失掉自由意志完整性的挑战。等等。

这些问题，有的是经济学家在经济政策和公共领域的关注焦点，有的是我和身边朋友在这一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是为挑战。我挑选的十本入围经济图书也是由此而来。

到年底，传统媒体、自媒体和出版机构都在陆续推出他们的好书单。今天上午，我在朋友圈看到一条内容被传播，是一个文化人对年度书单的质疑。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感叹，跟他不同。作为一个初生牛犊，说的只是个人感受而不代表服务的媒体单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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