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肉、芯片与火星：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自己的创新？

人工智能大会上，马云与马斯克的会谈，普遍的评价是，马斯克是做脚踏实地技术的，马云说的比较空。还有人说，马斯克给马云上了一课。两人的评价，孰高孰低并不重要，不过，舆论却揭示出一些深层次的、更深刻的东西。反映出来的评价者的价值体系。也就是我所说的，喝的什么奶的问题。

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生意？

首先，虽然都是企业家，马斯克和马云的生意的特征是不同的，这决定了不同人设。不管是特斯拉、space x、还是星链、人脑接口，这些生意，需要马斯克更像一个技术极客。而阿里虽有罗汉堂这样的机构，也有技术研发，但总体上是把科技应用到现实的公司，“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乡村教师代言人”，这些都是很接地气的。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场合，本来就是一个仰望星空，星辰大海的场合，所以，马斯克会更受欢迎。

不管是在探索太空，还是人工智能、脑机接口方面，这些领域的主流专家，都没有马斯克那么狂热、激进。全球太空事业之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停滞了，就是因为没有实际用处。至于超越人的人工智能，只要聊聊老祖宗定下的标准：图灵实验，就能把天聊死——因为差的太远。而且，人类对大脑产生智能、意识的机制，说是一无所知都并不夸张，就连从哲学上都说不清楚。而人类的仿生史，都是先搞懂原理才能超越，没有空气动力学，没有流体力学，是不可能有现代飞机、潜艇的。在没有搞清楚原理的情况下，谈全面超越，就是忽悠。马斯克明白这一点，但他需要更激进的观点来维持整个生意。

撇开技术极客的身份，再来看两人的企业。当年Paypal被ebay收购，马斯克占10%左右的股份，拿到1亿多美元，然后进行了自己的一系列创业。特斯拉有很多政府补贴，space x，星链需要大量的风险投资。这些生意的本质是面向投资人、政府的，而且，不管是特斯拉、space x、还是星链，模式还未最终跑通，也就是说成败未定。相比之下，支付宝、淘宝是直面市场的生意，面向C端的生意更难，而且做成了。但是，中国人喜欢有“有形技术的生意”。

对生意类型的偏好源于中国人的市场观

网上流行一篇假借“英国爵士“的文章，英国爵士说，英国人分分钟可以搞电商，但就是不搞，是因为为了保护实体经济。且不说，电商卖货、物流，都是实体。淘宝这样的体系，是英国政府想搞就能搞的吗？显然不是。别说英国政府，有如此大体量的美国也很难搞出这样的一个体系。当然，这有一系列天时地利人和的禀赋因素。比如，美国邮购发达、信用卡支付发达，都限制了网购与电子支付。但无论如何，打造这样一个体系，非常不容易。

前段时间，批准深圳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了。国际金融中心是批准就能得到的吗？海洋法系、廉政、资本账户的自由程度、乃至国际化人才，乃至全球的观念，都是缺一不可的。这就是市场的复杂性。但是，就像很多人赞同“英国爵士”的“只要批准，英国人就可以搞电商平台”，很多人也在为深圳即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而欢呼，房价又能涨了。这就是中国人的市场观，官本位的市场观。

轻视市场，不知市场的复杂性，自然就会动不动就干预。最近，猪肉涨得厉害，养殖市场受到干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再加上猪瘟，想要修复，并不容易。这样的例子很多，清理低级产业与人口，北京回收垃圾的人都跑了，北京垃圾在1年之内，从600万吨增加到700万吨，因为大量可回收的垃圾没人收了。

对市场的看法的另一面，就是对企业家才能的看法。

中国人其实是不认企业家才能这个东西的。因为这个东西对应的是一个关键东西：剩余价值。在西方经济学中，剩余价值，被解释为企业家才能的报酬。那么，剩余价值是对的，企业家才能就必须是错的。中国虽然进行了市场改革，但是，从根本上，企业家才能，在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正式的认可，属于改革中“不争论”的那一部分。

而这一部分，在我们的改革中，必然会反复出现，影响到改革本身。比如，会产生对市场、企业家的错误认识。

根据剩余价值理论，商业、金融业，这些都属于剥削，不创造价值，只有种粮食、机器、烟囱才是生产。企业家调配资源的才能，因为其成果是无形的、商业的、金融的，所以，在中国的理论体系中，是没有位置的。作为这种理论体系的产物——中国人的价值观当中，也是没有企业家才能的位置的。

在中国，对企业家的尊崇，是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者对强者的崇拜，而不是理性的源于亚当斯密的市场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这些理论体系。中国人只是因为企业家这个群体有钱而尊崇他们，叫爸爸，但并不认为这个群体真正的为社会创造了价值。

这会进而导致对技术创新的误解。

猪肉、芯片与火星

既然企业家才能无价值，作为结果的淘宝，自然比不上space—x，因为Space-x是有形的技术。所以，有人会说，马斯克是“踏踏实实做创新，做技术”的，而马云只是一个商人。所以，当马斯克用极客身份与马云对谈，在中国就能获得很大的道德优势。而任正非的地位，实际上，也不是因为做出了华为这个品牌，因为企业家才能，而是因为华为有“有形的技术”。

中国人的观念重星辰大海，轻柴米油盐。觉得只有神舟飞船、航母、芯片才能体现国家技术，才能叫做创新，至于支付宝、盒马、电商，把猪肉价格搞便宜，对于这些东西，中国人其实是瞧不上的，不认为能称之为创新。

这种观点当然是错的。

把淘宝天猫取消掉，用供销社代替；把盒马鲜生取消的，用公共食堂代替，把这些看起来只和吃喝拉撒相关的不必要项取消掉，中国人就能全心全意搞大工程，这才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创新就能搞上去吗？

真正有核心科技的人，没有舆论这样狂热。前段时间，任正非出来为民族情绪降温。比尔盖茨，有核心技术，但退休之后，一直在促进全球卫生和教育领域的平等，治HIV、肺结核、疟疾，给穷人提供电脑、图书等等。

在很多国家中，做这样的事是更高级的，因为那些国家中的政治议题无非就是就业、福利、物价、公平，但中国人的公共议题却是芯片、火星。在其他国家，解决猪肉问题，比解决火星问题，道德地位更高，但在中国却正好相反。

讽刺的是，那些让中国人羡慕的有核心技术的国家，从政治家到民众，关心的核心问题，从来都不是如何创新，而是就业、福利、平等、自由这些话题。就像我们看到人民素质很高的国家，都不是警察权力很大的国家，而是法治国家。

道理很简单，有了后者，才会有前者。

中国式补贴创新

不过，中国人不这样认为。所以，中国人解决芯片、火星问题的路径，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马斯克虽然靠政府补贴，靠风投，但仍然是市场化的，终究是投资者自己的钱。但中国人要追赶，路径就是用税烧出来。

倪光南的助手梁宁曾说，“中国有了新四大发明。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操作系统”。这里当然做了价值判断，分了高下。她给出的方案是：“移动操作系统生态，其实挺清晰和明确的，就是国家出钱，投种子，一年往市场里撒1000亿元，连撒5年钱。允许大面积失败”。

2014年，倪光南推动移动操作系统，梁宁和腾讯谈，能否把微信移植到自主可控的操作系统上。腾讯没回应。梁宁的评价是：“有篇文章叫《国产操作系统要靠BAT》，指望每个季度得发财报支撑股价的上市公司？别扯了。”

这里谴责的、批评的、瞧不上的对象，其实是市场机制。认为市场无法创新，只有政府才大规模的补贴、撒钱，然后才能有核心技术。在这个过程，不问纳税人的钱，不问本该用在白血病患儿身上的钱，是否用在了打磨芯片上，是否用在了建方舟大厦上？

这种观念在中国很有市场。

两个人，一个人做出一个全球性大品牌、大企业；另一个人，主张要做独立自主创新，用纳税人的钱做芯片但失败了。换个角度看，前者赚钱交税，钱用来救急性白血病儿童，后者说，这些钱应该用来干大事，用于CPU研发。在中国，后者会更具道德优势，广受赞誉，前者会被瞧不起，甚至被骂汉奸。

这是多么的荒谬啊。

这又是多么好的人民啊。不收割一下，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不难想象，只会比摩托罗拉死得更早

每年1000亿，就能在生态位已经被牢牢占住的x86体系、或者手机操作系统体系中建立出另一套可自我持续发展的生态吗？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持续的补贴，然后，持续的靠财政的钱发财。中国人搞电动汽车，网上随便找个例子“知豆D2，从国家财政拿走了25亿！每辆车补贴11万元人民币”。还有2016年的骗补门，不了了之。另外，芯片也是一个骗补的热门领域。

星辰大海这些大项目，是激动人心的，但很多人忽略了的是，个体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最近，我表妹给我说，医保里面的进口癌症药没有了，进口癌症药的确进医保了，但医院就是开不出来。原因很简单，没钱、医保压医院、医院就不给病人药。

对待猪肉与火星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是每个个体的主体性问题：如何看待自己，与如何看待火星、芯片，是息息相关的。

刘慈欣的小说《排险者》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当一个原始人开始好奇的仰望星空的时候，离技术文明，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我补充一下，而真正让人成为人的，是仰望星空的同时，不忘环顾四周，看见自己困顿中的同胞。

从李鸿章到班农

高铁、扫码支付、共享单车和网购，这新四大发明红极一时，但突然之间，又觉得拿不出手，觉得是在忽悠，不再宣传。其实这都是错的。新四大发明并不是硬核的科技，但是，与此同时，这仍然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新四大发明源于市场创新，它与美国人的CPU、F35战斗机是同源的。

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才能明白新四大发明的真正意义：扫码、共享单车、网购，不是大国的星辰大海，但是却是一个满足人民需求的发明，是市场的结晶，也反映了国力的提升，而只有一直尊崇市场，才能最终得到更多的创新。

但是，因为它们主要是满足人民需求，所以很多人觉得它们是忽悠。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观念——瞧不起新四大发明，本质是轻视市场，轻视自己。

所以，正确的说法，不是中国有四大发明多么的实力雄厚，也不是中国有新四大发明，但没有操作系统。正确的说法是，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所以有了新四大发明，坚持市场化，深化改革，加大开放，相信竞争，中国就会有自己的核心科技。其实，任正非就是这样说的，华为也是这样做的。班农也是这么说的，他说中国窃取了市场的结晶——创新。撇开他的指控，他认为创新源于市场，这美国的核心制度。

但是，中国人喜欢核心技术，但却轻视核心制度。打着创新的旗，却在贬低市场的价值，推崇举国体制。能从中发财的人，当然会这样说，但很多人也被绕进去了。在这一点上，甚至不如一百多年前的古人。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李鸿章是个“中体西用”论者，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这相当于是在说“缺乏核心科技”，但有制度自信。但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一系列历史事件之后，李鸿章对外国资本主义认识的进一步加深，看法急剧改变，转而认为：中国不独火器不如人，学制，兵制，求富之术等样样不如人。西洋所以富强，全在于工商业发达，而“我华国体之损伤”，全在于“工艺、农业、商途之颓丧”。关于西方政制，李鸿章亦“留心咨访”。虽然鉴于中国的环境，所论甚少，但70年代以后也未见否定字样，而且在同郭嵩焘的来往书信中，他将政治改革列为近代化过程中的“大者，远者”。所以70年代后，可以说李鸿章已转变成一个近代化论者。

中国这40年的发展，最大的原因，就是市场化改革。但是，现在却人人轻视市场，高呼核心科技，仰望星空，嫌弃市场太过现实。热捧马斯克而瞧不上马云。

《三体》里曾经有一句话:“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所以，最重要的一点，要明白一个道理：“给中国人以创新，而不是给创新以中国人”。

中国过去40年做得很好，我们要继续相信市场，继续前进，不倒退，继续相信市场、相信私营企业的创造力，创新、核心技术，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只有放弃所谓的硬核核心科技迷思，真正认可企业家才能，真正明白商业创新的价值，认可产生这种创新的制度，我们才能获得核心科技创新。

刘远举，FT中文网、腾讯大家、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澎湃等媒体专栏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关注时政、财经、IT。作品见于中外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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