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员工自述：广西联通的混改进退

当林凯被分配去接待企业进场考察时，他才意识到，这场从上至下的混改，终于轮到自己所在的公司——广西联通。

与对外三缄其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部对于混改的推进，一切进行的有条不紊，林凯即将面对的，是公司和自己都要做一次慎重的选择题。

对于深涉其中的人，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正在创造历史并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混改的意义

2017年8月16日，中国联通对外宣布混改方案，包括BAT、滴滴、苏宁、京东等14家战略投资伙伴的入局标志着中国联通混改大幕的拉起。

林凯认为，两年混改时光，让中国联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身处地方运营商，集团公司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他和同事的心弦。在他看来，通过资本引入、互联网化思维、瘦身健体、员工持股、与战略伙伴创新经营等一系列举措，让中国联通恢复了活力。

混改完成后，联通集团对中国联通的持股比例从原本的62.7%降低到36.7%，战略投资总占股35.2%、员工持股2.6%、公众股东25.5%，实现了最优的股权结构的设计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联通的业绩的确正在改观。2018年3月，中国联通发布2017全年业绩：2017年中国联通全年服务性收入达2490亿元，同比增长4.6%，净利润4.3亿元，同比增长176.4%，实现了“V”型营收。

正如联通董事长王晓初说得那样，联通净利润实现了反转，并会得到持续加强。

“这就像一个期待成绩但一直落后的运动员，突然找到了正确的训练方式，争金夺银只是时间问题。”至少林凯是这样认为的。

但混改是大事，他既期待，又忐忑。

在子公司奋斗多年的林凯，还记得当初自己进入公司的那一刻，师父就带他分析了业务的现状，并教他安分守己，在地方运营商，内部体制决定很多事情都必须墨守成规，甚至工资都是一成不变的。

初入社会的雄心和现实情况在林凯心中形成了巨大反差。

“师父认为现在的工作既稳定又体面，让我不要总想着一己之力左右现状，他想和我留在现在的岗位上不变动。”林凯回忆到，“但我想走出去试试!”说到这儿林凯的语气变得有些激动。

矛盾之下，他在公邮中看到了云南联通混改的消息。

云南模式

云南联通是入选“双百企业”唯一一家基础电信企业的省级分公司，作为联通混改的第一个地市级公司，“云南模式”格外引人注目。

据官方介绍，从2016年年底开始，云南联通在本地网实施了从“引入民营资本参与4G建设”模式到“引入民营企业委托承包运营”模式的改革试点，逐步摸索出了一套独具特色并切合公司业务发展的新模式。

有分析认为，云南联通的混改，对网络的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北京邮电大学教授舒华英在接受财经网采访时坦言，云南联通是中国联通混改的里程碑，在提供可借鉴意义的同时，充当了研究样本的角色。

就在本月初，一则“广西联通社会化合作进展情况”在网络流出，其内容第四部分表明广西联通将于8月初“组织云南联通市场调研”。很快“联通混改下一站是广西”的猜测不断。

广西联通官方很快否认了这一消息的准确性。但是在林凯看来，云南模式或许对于其他地市而言并无特别，但对于他所在的广西联通来说，意义却非同一般。他认为，与云南联通境遇相同，在混改前，二者在当地市场地位均不占优。根据2015年的数据显示，广西联通的市场占比为16.3%。而林凯向财经网透露，一个省要盈利的话百分点应该达17或以上，而目前广西联通占比还是2015年的份额甚至略有降低，收入占比更受移动免费宽带的影响而有所下滑。

中国联通原则上对市场份额较低的省或者地市都可以进行混改，这次广西联通即将正式启动混改符合此大原则。

实际上，还有一个客观因素是影响广西向云南模式倾斜的重要原因，在地质特点上二者均是由于山多路险这一劣势的制约，导致省通信建设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混改的推动下，2018年云南联通收入同比增长10%，高出行业6.5%，收入份额较同期提升0.4%，实现同比减亏2.5亿元。

更为重要的是，2018年云南联通原联通人员实现身份转换，90%以上转入民营运营公司，这也是“林凯们”思虑良久的问题，是否应该放弃国企身份，投入民营企业的最前线。

在林凯看来，员工改制之后，包括考核指标和进度，相比原来都会更苛刻，甚至会有人为此下岗，这是很多同事所担忧的。但同时他认为，混改之后意味着自主经营权的扩大，这让同事们看到更多发展的机会，也是激励他们期待混改的出发点。

和林凯一样，王芳也是广西联通的一位基层员工，或许是由于业务的不同，她对于混改的到来有着另一层的感触。王芳和林凯住在同一小区，毕业后，她和她的同学去到了不同的运营商，发展却不尽相同，这从公司的营收便可见一斑。

她也很无奈，“我们挣钱的水平不及电信的一半，更别提移动了。由于覆盖等问题，我的家里人都在用移动的号码。”听着同事聊混改，她只希望自己与同学的差距不要太大。

广西三大运营商营收对比

混改药力几何

对于通信业而言，中国联通率先改革具有特别的意义，为了让混改迸发出新生命。中国联通提出“划小承包”解决大企业病，让大公司回归到创业公司。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中国联通全集团划小承包单元达到2.4万个，培养了万人的小CEO队伍，实行增量收益分享，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一线员工薪酬同比增幅超过20%，高于各级机关和后台部门。

但在林凯心中，增幅的多少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数字，新公司必须盈利才能让混改有意义，自身价值才能得到体现，同时自己也更有归属感。

面临混改大考，想要取得盈利，如何选择注资企业就成为一门学问，为了避免同质化竞争，需要仔细遴选本地企业，不同公司间的不同分工，需要细化并落到实处。

“考察后目前几家企业正在竞标，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但肯定是业务不重叠的资本进入，这从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云南模式。”他说道。

回顾中国联通混改历程，王晓初曾说，民营资本从最初的不想来、不敢来，到后来抢着来、抢独家，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随着时间推移，中国联通混改的持久性也被业界所质疑。

8月14日晚间，中国联通披露公司半年报，半年报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联通实现营业收入1449.5亿元，同比下降2.78%，净利润68.8亿元，同比增长16.32%。而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实现1330亿元，同比下降1.1%。

半年报公布后，有分析认为，随着混改迈入后期实质阶段，正在流失其原有功效。中国联通方面更坦言，2019年上半年，伴随国内通信行业步入发展的阵痛期，公司收入增长面临压力。

TMT独立分析师付亮对财经网表示，实际上对于整个联通集团而言，如何利用好14家战略投资伙伴是当务之急，新合资公司的业绩是考量混改成绩的重要因素。

不同于混改之初的永结同心，BAT和联通在2019年的交集明显较少，相互站台的场合更几乎消失殆尽。这说明联通集团固有的体制问题并未解决，内在动力无法持续输出，在一定程度上，让混改形式大于内容。

舒华英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混改只是起步，万里长征才是关键。

“对于已经混改的地市如云南联通和即将确定的省份，企业能否考虑放眼长期，减少考虑短期利益也成为如鲠在喉的难题，未来5G的建设便可以例证这一问题。”舒华英对财经网分析称。

实际上，4G时代，三大运营商在网络建设方面的投资超过了8000亿元，单单2014年一年的投入就在800亿元上下，有分析认为，运营商4G成本通过多年运营才得以回收。虽然通过混改中国联通的利润率有所提升，但在移动业务的发展上依然落后于其他两大运营商，投资方面承受着较大压力。

而在5G时代，中国联通计划60亿-80亿元用于5G试验资本开支，将对地市的5G基站建设成本形成冲击，新公司能否持续投入，资金又如何分配都成为待解的问题。

正如分析师马继华所言，混改是一剂良方，但并非灵丹妙药，更不是神秘解药，要想达到理想的效果，需要不断的对症下药，更需要在执行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

从林凯和王芳的语气中，能感受到基层通信员工的热情与向往，谁说他们如蝼蚁般存在，在这场大混改中，或许有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选择节点，对于留下的人，谁也不希望看到一地鸡毛。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中林凯、王芳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