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的大堂经理拿着那女生的身份证看了又看,有点犹疑,还是问了:“这是你吗?”
“是。”
她有点迷糊,又盯着女生的脸和身份证上的照片,比来比去,最后坚持道:“不像。”
接着她用人脸识别仪器把女生的身份证头像和女生的相貌一番辨认,仪器也认不出来。
她问:“几年级了?”
“大四。”
“哦,变化太大了,认不出来。你要去户口登记地开一张证明……”
那女生要办一张什么卡,她排在我前面,最后居然因为身份证头像和真实相貌相差太大被拒绝了,不得已,她要踏上证明“自己就是自己”的路程。
还有这回事?我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心里忐忑,我的身份证已经用了十六年了,身份证上的头像与现在的我相差肯定巨大,从三十多岁到五十岁,像一棵银杏树,从初夏到隆冬,不是叶子从青翠欲滴的绿到炫目璀璨的金黄,而是,在寒风中叶子都掉光了,只有枝干左右支棱着,我不知道“人脸识别”还能不能认得出来。
我把自己的身份证递给大堂经理,她看了看,没说啥。我心里暗喜,大概我和身份证头像之间还能找到那条“相通”的路。她按部就班拿出人脸识别仪器,我心里一紧,虽说真的假不了,但此刻我还是担心仪器会被岁月所蒙骗而给我带来折腾。值得庆幸,仪器慧眼,没有为难我。
我要办理的是在手机上安装一个“掌上银行”之类的软件,验证身份是第一关,然后去扫码,然后还要大堂经理引导着一步一步安装。等我回过来再找大堂经理的时候,她又手捏着一个女生的身份证左看右看——这个银行网点在大学城里,是大学城里最热闹地带唯一的一家国有银行,业务忙碌,来来往往的几乎都是学生。
“这是你吗?”
“是的。”
“不像。你几年级了?”
“大二。”
连着两个女生都“人、证”不相符,大堂经理对自己的“眼力”也产生了怀疑,她把一个男同事叫过来,让他辨别一下眼前这个女生的身份证头像和真人“像不像”。那男同事一番打量,肯定地说:“不像。”
我在旁边听着他们的对话,有点恍惚,“女大十八变”,想来没错。
大堂经理用人脸识别仪器对女生一番比对,仪器拒不承认站在摄像头前的这个女生就是身份证上的那个女生。
“没办法,过不了。”大堂经理叹了一口气。她心有不忍,说道:“我考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就给你办。”“你身份证是在哪里办的?你身份证上的地址在哪里?”
女生有点蒙、怔在那里,答不上来。
“怎么连自己住的地方都不知道呢?”大堂经理显然对她的表现不满意。
“那是小时候住的房子,后来搬家了,都搬了三次了,谁还记得?”
似乎也有道理,现在还有几个人住在身份证上的那房子里呢?尤其是大学生这种年龄,他们的父母正是热衷换房子的那一拨人。
我在一旁忍不住问了问我自己……
其实,我住过的地方我一个都没有忘记——
我出生的那个村子叫东岸村,含义直白,就是有一条河穿过一片平原田野,河的两岸坐落着两个村子,一个叫东岸,一个叫西岸。记忆中那河的河面很宽,总有河泥船在上面来来往往,偶尔也有机动船在上面“突突突”地驶过。年少时,我常常在窗口看着这样的船只出神,“突突突”,那样的具有诱惑,一路搏击着河流。
后来村子里的原住民陆陆续续搬到城里去了,村子还在,成了五湖四海务工者的租住地。日复一日,东岸、西岸间的那条河,变脏变窄了,一个大跨步就能从东岸到西岸,不知道现在那河还在不在。
我们家是村子里第一个搬离的。八十年代初父母把家搬到了城里,因着七七八八的原因,在这座城里,我们搬家又搬家……但我可以清晰地说出这些住过的房子的详细地址。
有一段时间,街头有很多小偷,我不幸屡屡中招,钱包被偷,身份证放在钱包里也连同被偷了。我现在在用的是第三张身份证。屏息自问,没错,我记得每一张身份证上的地址,包括那被偷了的。
大堂经理试着引导那“大二”的女生回忆,她问她读的小学、初中的学校名称……但是,没有用,那女生就是说不出身份证上的地址来。
“那就没办法了,你要去户口所在地开一张证明,证明身份证上的人就是你。”
女生拿回身份证,瞄了一眼那上面的地址,怏怏而去。
大堂经理嘀咕了一句“现在女大学生整容的太多了,人脸识别认不出她,她忘记了自己的住址。”
我久久地停留在大堂经理的这句话里,难道00后们都是这样不问自己的“来处”?
晚上,和读大三的儿子通电话,我问他:“你知道自己身份证上的地址?”
“不知道。”
“你知道我们现在住的房子的详细地址?”
儿子期期艾艾,说的似对实错。
第二天我问了一个来自农村的高一男生同样的问题,他很快地就说出了自己的地址是什么镇什么村什么路。
我一时无语。我寻思着,也许是沾了泥土的生活让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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