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与公共艺术（二）Digital Era and Public Art：Part II

我们的既有认知，影响着我们对现实和公共艺术的理解。更恰当地理解现实层面的变化，又是我们判断公共艺术在此情况下能扮演何种角色的前提之一。这同时决定了我们如何在社会-历史文化进程中，理解艺术的更新。

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已如前述，影响了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的形态。公共艺术所倚重的公共空间的物理边界，正变得越发弱化，这可能导致公共艺术越发囿于特定群体的关切。看起来，这与西方过去三十年发展起来的某些新型公共艺术类似。譬如偏重社会行动，且注重过程性的公共艺术，往往围绕特定的社会群体或议题展开。

即便在中国，一些注重介入社会的公共艺术实践，也分为或以区域论（如乡村与城市），或按群体分（以某个街道或社区居民为主）的不同关注。这不同于经典的纪念碑式，或代表城市符号的公共艺术，它们历史悠久，在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它们往往也因为能跨越时空背景而自立——也就是公共艺术的“永恒性”。

Mark Dion and The Chicago Urban Ecology Action Group · 1992年

马锟＆刘家俊＆猪脚饭老板《民以食为天》成都庆云北街 · 2019年

数字公共空间中正在上演的特定关切（比如保护流浪动物）、特定群体（饭圈、亚文化群）与特定空间（专属APP），似乎与特定场域的公共艺术有类似的社会基础（因而也有别于经典模式），但它们的不同也很明显：即，公/私边界的模糊化。

更准确说，是二者的相互渗透：数字公共空间变得越发个体化和私人化，而私人空间也更加社会化（社交化）和公开化（继而公共化）。

就此而言，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种理解数字公共空间的角度，它们都涉及数字时代的公共性。（讨论“公共性”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不仅因为它是公共艺术研究中位居核心且争议颇多的论题，还因为它牵连甚广。它既有哲学、社会学和法学视角，也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等内涵，因此，本文仅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使用它。）我们姑且以态度论调来区分这两种视角：一是偏悲观的论调；二是较乐观的论调。

BLACKPINK world tour 曼谷 · 2019年

关注亚文化的杂志Collection of Documentaries， Michael Salerno ·摄

概括而言，悲观论调认为，数字时代的公共性越发弱化，甚或被吞噬。这大致可归为两个原因：第一，个体用户透过便捷的信息通讯工具，在数字平台（也是数字公共空间/领域的主要构成）上不断发布个人的关切、偏好和私人事务。

即便以相对广义的群体而论，个体用户也更容易集中在具有“同温层”效应的小群体中（如亚群体或亚文化群）。数字公共空间中的内容生产，几乎源自个人数据，因而公共性被小群体的局部性，甚至个体性和私人性所蚕食。

杂志COSPLAY

第二，就所有权而言，奠定数字公共空间的“基础设施”，几乎全数属于私人互联网公司，众多私人数据，最终都汇聚到私人互联网公司手上。这意味着，源自个体的诸多公开展示和公共讨论，最终都成为私人生产的一个环节，公共性也就很容易被私人生产所诱导（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讨论），并受制于权力监管。

搭建数字公共空间的互联网公司

此外，个体在不同的群体中游弋（或者说，同时囿于多个公共领域，譬如某个用户可以既是二次元文化的爱好者，又是动物保护主义者，并参与相关事务等），因此，任何共同体或任一公共领域，对他/她而言都不是唯一的：个体与相关公众（以及数字公共空间）之间是一种弱联系、乃至弱合作的关系。哪怕早有社会学家在大众媒体高速发展时，就警示过公共空间的个体化和私人化趋向，如广播和电视上大量讨论公共人物的私生活和私人道德问题。

但数字时代发生的不仅是量级变化，而且是质的改变：每个人的私人空间都可能被公开化、社交化，乃至卷进公共讨论的范围。相应地，个体用户参与数字公共空间，或与之发生的关系，也表现出弱化且临时的特征。由此可见，尽管数字公共空间中的内容更丰富，参与人数也更多，却暗含了公共性正被削弱的趋势。

动物保护主义者，素食主义者

不同于此，乐观论调认为，数字技术所构造的是无法逆转的现实。它必定不同于先前的社会状况，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正视、理解并适应它。即便如悲观论所言，数字技术提供的基础设施，是私人空间和私人生活之私人性的潜在威胁，但它同时也是实现私人生活领域之社会沟通的一个条件。

至于传统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的衰落，更预示着我们可能发现完全不同的公共空间：那种被假定的统一性或单一性特征，正转变为诸多特定公共领域的叠加。尤其是，这种特定关切、特定范围、特定公众的结合意味着，大家都是出于自己的目的而做事，没有预先设定的共同目标。概而言之，个体与公共空间/领域的结合是高度弹性的。

马克·迪·苏维罗《瑜伽》(Yoga) 威尼斯 · 1991年

乐观论调提醒我们，身处数字时代，我们至少要从两个层面来认识所谓的“数字现实”：其一，是虚实难分的现实；其二，这种虚实难分，已成为后代不可更改的现实。就第一点而言，即所谓的“虚拟”空间，其实早已跟现实—真实的空间相融合。

不久以前，数字空间还是一个我们偶然访问的异于日常生活的地方。但现在，数字空间发生了反转，乃至控制着我们日常生活的物理世界。乐观论调不断告诉我们，数字生活正在变成现实生活；数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强化，或增强了现实环境。照此逻辑，数字公共空间中上演的一切，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强化或增强了原先那种“现实”的公共空间/领域？其二，虚-实空间的结合，对于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成长的孩子来说，是不可更改的现实。

在他们生长的环境中，数字技术、数字公共空间，以及前述公/私领域的变迁，已经是生活中再平常不过之事。研究者甚至直言：“这个充满数字技术的世界可能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世界”。

Valerio Dewalt Train Associates and Obscura Digital《商场上的艺术》

(Art on the Mart) 芝加哥 · 2018年

因此，对于在数字技术、数字公共空间和数字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与“公共性”相关的诸多特征正在改变，他们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真实/现实。乐观论调之所以乐观，是因为他们认为，下一代人会发现，这些数字现实本身既不令人生畏，也不会让人困惑。

他们有自己的优势，譬如更能适应这种数字现实，并身处其中成功地展开实践，在“虚实”之间灵活转换，甚至默认数字空间中出现的事物就是“真实”的，乃至于用自己的方法来应对公/私之变。

远程在线课堂

面对这些变迁和数字现实，与其说公共艺术要保有或捍卫它曾经，且在目前仍占主导的“公共性”艺术形式，不如说，如何身在其中去认识、适应，乃至推导出它更合时宜的新角色和新形式。这是公共艺术在数字时代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事关艺术的问题，更是关乎如何处理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

不过，本文无意成为公共艺术的实践指导手册；毋宁说，理论研究更多是为艺术实践提供理解，继而提供有助于感知现实的某些视角。倘若把既有理论，当做指导实践的大旗，结果便是当代艺术中大量以理论为旗，更准确说，以抽象的“学术术语”来武装自己空洞的“若有所思”。

本节仅提供少许理解现实的视角，至于如何在现实变迁的背景下进行艺术实践，身为公共艺术重要源头的雕塑，早已做出绝佳的表率。何以至此？且看下回分析。

纽约现代博物馆（MoMA）举办的线上雕塑展 Virtual Views:Sculpture Garden · 2020年

「作者简介」

张钟萄

哲学博士，关注艺术哲学、伦理学和城市研究，并从事艺术和艺术展相关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