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德鲁克《21世纪的管理挑战》历史上的信息革命

当前的信息革命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第四次信息革命。第一次信息革命是文字的发明。第二次信息革命的标志是手抄书的发明，早在公元前1300年，书最先在中国出现；800年后，希腊也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明了书，当时雅典的暴君裴西斯特拉托斯堡将那时口口相传的荷马史诗抄到书上。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机以及同时期发明的雕刻术拉开了第三重信息革命的序幕。头两次信息革命几乎都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但是对于第三次信息革命我们掌握着丰富的史料。我们今天可以从500年前发生的事情中学到什么呢？

要学的第一件事是学会谦虚。

今天，所有人都认为，在降低信息的成本和信息的传播方面，当前的信息革命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些想法简直是无稽之谈。

在15世纪中叶以前或在古登堡发明印刷机前夕，书籍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富有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有钱买书。但是，当马丁·路德的德语版《圣经》于1522年问世时，价格出奇地低，以至于最穷的农民家庭都买得起。

在第三次信息革命中，成本与价格下降的幅度至少与当前的第四次信息革命一样巨大。普及的速度与影响力也与第四次信息革命旗鼓相当。

新的印刷技术对信息内涵的影响，与该技术所带来的降价效应和速度同样重要。在古登堡发明印刷机后仅仅过了20年，当代作家出版的书籍开始破土而出。到了1500年，通俗文学不再是通过口口相传的诗词，特别是史诗，而是通过印刷好的书籍传播的散文。

印刷革命还立刻在根本上改变了组织，包括教育系统。在此后几个世纪里，全欧洲冒出来一个又一个大学，但是这些大学与早期的大学截然不同，它们开设的科目是面向普通人的，如法律、医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等。最后，在印刷书籍的基础上，普及教育和现在的学习诞生了。

非经济领域的变革是无法用数字来衡量的。但是，印刷革命对社会、教育、文化的影响很可能与当前的信息革命所产生的影响一样巨大，传播的速度即使没有当前的信息革命快，也一定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学习

当我们对信息革命带来的变化惊叹不已的时候，德鲁克告诫我们，其实这只是历史上四次信息革命之一，并不是史无前例的。每一次信息革命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且推动社会的大步前进。因此，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大惊小怪上，而是要静下心来思考，这一次信息革命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变化，将会在哪些方面影响甚至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如何能够充分利用这大量且不断更新的信息。

信息革命是推动历史发展背后的力量。中国历史上，提到秦始皇，人们便不齿于他焚书坑儒的暴行，却很少人看得懂这个行动的意义。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群雄争霸的末期，当时的七国虽然都是号称华夏民族，每个小国却都用不同的文字，不同的车轨，道路不相连接，来将自己与其他国家的人隔离开来，以保护自己的权威。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仍然因为这些隔绝因素而无法形成真正的统一，因此下令实行“车同辙、路同宽、字同文”。六国贵族因为反对这个政策而招致屠杀。虽然这很残酷，但正是这个政策，将中国社会推进到封建社会，并使中华大地两千年来分分合合，却仍然是一个国家，一个整体。

无形的信息革命却促成有形的社会变革，因此，对我们真正重要的是这一次信息革命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将带来什么巨大变化？我们如何能够充分利用它？

前面谈到，八九十年代的信息革命主要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取代了大量原来是人工操作的工作，主要是数据的查询和处理，使很多行业的经营方式大改观。但是并没有真正触及到管理层的决策支持，原因是数据的来源会计系统并没有改变，仍然延用19世纪通用的成本会计法。随着进入知识社会，这带来信息革命中真正的挑战——如何产生真正有意义的信息。

这个挑战最困难的是，无人能够设计出这样的信息系统。因为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所需要的信息是个性化的，没有人能够或者应该替他们制定他们需要的信息，只有他们自己才能承担界定使自己的工作有成效需要什么信息的责任，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界定为组织和他人做贡献能够提供什么信息。因此，改造信息系统，提供管理层和知识工作者所需要的信息本身，就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不是技术上的变革，而是关系的改变：让每个知识工作者成为自己工作的主人，成为企业的管理者。

今天的信息和互联网技术允许人们获得任何信息，问题在于如何明确界定需要什么信息，为什么而利用。这要根据组织和个人的目标和期待的成果来决定。无论是管理层还是专业人员，如果没有自己的目标，不能将自己的目标融入组织的目标，将自己的成果融入组织的成果，就不可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信息，因此也不可能对自己的绩效承担责任。

云计算和可以收集各种踪迹信息的大数据技术，提供了无限的创新机会和可能性。但是如果无法界定自己需要的信息，无法提供他人所需的信息，我们就无缘这些机会和可能性。信息技术的发展日益带来新的挑战，对组织来说，所需要的就是接受管理的新范式，致力于创造支持知识工作者发挥创造力的环境，致力于让信息服务于组织的目标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