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号贩子，下半程呼唤更多新思维和责任心

去年冬天，一段“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视频引发了一场针对号贩子的整治行动。近一年来，随着各地对号贩子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聚集在医院周边的号贩子虽然有所减少，但并没绝迹。媒体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不少号贩子甚至“转战”网络，在电商平台开店接单，或通过抢号软件在医院APP、微信等预约挂号平台上抢号、囤号进行倒卖，有的网店单月销量近7000单。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新技术时代，医院号贩子也早已跨越了“拼体力”的传统时代，不再单纯依靠在医院彻夜排队来争抢挂号资源。他们也“与时俱进”，成功进阶为“技术号贩子”，搭乘“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快车，熟练使用各种新技术工具为自己囤积和倒卖挂号资源服务。

客观来说，无论是实行网络实名预约挂号还是持续推行分级诊疗制度，抑或是不定期的专项整治，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号贩子扰乱就诊秩序等行为构成了打击和震慑。但同样要客观承认的是，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监管上，相关的漏洞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被全部打上补丁。“号贩子电商月销7000单”等带有些许黑色讽刺的新闻，不过是线下现实社会中信用体系不健全和治理失效在互联网放大效应下呈现的一个剖面而已。

正常挂专家号，提前半个月都只能勉强挂上加号，但新型技术号贩子竟然能挂上当天的专家号，原因无他，“直接从医院内部拿号”“有关系”。贩子倒腾挂号资源的“新技术”也并不复杂，简单来说就是先抢号后换号。“针眼大的窟窿能漏斗大的风”。技术上的漏洞难辞其咎，但以现有的技术水平来进行填补也并不是什么难事。之前就有专业人士指出，可以通过设置退号限额、对号源进行全程追踪等方式对号贩子进行大数据排查和精准识别，并通过设置相关的挂号门槛和条件对其和其所依托的平台、程序等进行处理。

在我国，优质医疗资源仍是稀缺资源，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平衡在短期内也无法彻底得到解决。但遭受诟病已久的号贩子猖獗问题，不能因为积弊已久就停滞改革和治理。最起码，如何在运动式的专项整治行动之外规范秩序、重建规则，尤其是借助互联网新科技的力量牢固社会信用体系这一“基座工程”，应该列入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比如，在多个领域广泛使用的黑名单等惩戒措施是否在号贩子整治中也可以使用，等等。在这一点上，有关部门应该有所为，也可以有所为。

不独医疗领域，在铁路交通、景区旅游等多个场景下，号贩子基本上都是“内外勾结”的代名词。撇去纯科技因素的那部分，与内部人员的利益勾结与交换都是号贩子生意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相比填补技术漏洞，填补制度和监管的漏洞，不论是制度的制定和执行，都离不开具体的“人”，所以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也都更多。如何通过规范就诊诸多环节来确保预约挂号的“实名制”不会变成“伪实名”，如何提高逾矩成本让医院内部相关人员不敢、不能、不想参与到号贩子利益链中，老问题需要新解法。

号贩子虽不属突发类的危机议题，但越是这种常态性的公共议题越考验各级治理者的水平和智慧。也因为每个公众对这位议题就具有可接触性，所以治理成效可以得到最广泛最直接的检验。在摆脱了“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后，号贩子治理的下半程，呼唤更多新思维和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