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远东学院：为何把院长任命给一个尚未有业绩的研究者？

1898年，法国先组织了“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队”。尽管从以上名称中难以想象，但实际上这个调查队就是作为一个以印度支那为基地，对殖民地展开长期调查的教育研究机构。为使其目的更为明确，调查队依据1900年1月20日政府法令，于该年更名为“法兰西远东学院”。

作为法国的东方考古学调查机构，远东学院是继法国在埃及的开罗学院和希腊的雅典学院后设立的第三个海外研究机构。

尽管人们期盼已久的常设机构在殖民地诞生了，但被提拔为院长的不是拥有实际业绩的德拉博尔德和埃莫尼埃，而是年轻的学者路易·飞诺。

为何法国把如此重要的位置给一个尚未有研究业绩的研究者呢？

为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路易·飞诺谈起，因为了解他是一个拥有何种经历的人物之后，自然就能理解远东学院当初创设的目的，以及法国学士院意图在殖民地开启学术研究的目的。

路易·飞诺是在德拉博尔德想通过探查吴哥窟遗迹，在印度支那这块土地上打下他个人烙印的1864年出生。他比德拉博尔德小22岁，比埃莫尼埃小20岁。1888年，24岁的飞诺毕业于国立古文书书院，获得古文书学者的资格证书。此后，他被分配至国立图书馆，1892年开始在该馆担任副图书馆员的同时，也在实用高等研究院跟随印度学专家希尔维·列维（SylvainLévi，1863—1935）学习并掌握了梵文。1894年获得学位后，飞诺在该学院担任梵文讲座副指导教官。也就是说，飞诺是一边在图书馆从事古文书的整理，一边在高等研究院指导学生梵文的文献学家，1898年，被拔擢为“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队”队长。

作为一位没有实际业绩，年仅34岁的文献学家，飞诺果真能胜任调查队队长这个职位吗，调查队究竟想展开什么样的调查呢？

首先关于年龄，在20世纪转型期将要翻开新篇章的法国东方学界，当时在各个领域都给予了30岁左右的年轻学者以重要任务，开始取得了丰硕成果。法国的东方学家中，第一个探查中国的西方人，并成为中国考古学开创者的沙畹（Emmanu-el-ÉdouardChavannes，1865—1918）生于1865年，和飞诺就属于同一代人。沙畹1893年探查中国北方并出版了报告书，两年后的1895年，才30岁的他就被提拔为法兰西学院（CollègedeFrance）的教授。另外，1900年初以健陀罗佛教美术研究而备受欧美及日本学界瞩目的阿尔弗雷德·富歇（AlfredFoucher，1865—1952）也生于1865年，还有敦煌学研究权威的东方学家伯希和（PaulEugènePelliot，1878—1945）则更年轻一些，生于1878年。也就是说，这些属于20世纪型，活跃在实证主义亚洲考古学第一线的东方学家们是和飞诺属于同一时代的人，他们是一批19世纪80年代在巴黎打下东方学基础的精英学者，这点绝不是偶然。

如笔者反复提及，在吴哥窟遗迹考古学史上，1880年是德拉博尔德把探查成果的高棉艺术品在巴黎展出，并在其第一本著作中发表还原图的时期，也是爱弥儿·吉美他们在“日本趣味”风靡欧洲的风潮中到访日本，把日本的工艺品和佛像带进法国的时期。而法国自18世纪以来就有东方学传统，才华横溢的东方学家人才辈出，但到19世纪末之前，一提东方学，基本上以中国和印度的文献学为核心，几乎没有实施过体验现实亚洲的探查活动，故德拉博尔德带回巴黎的那些印度支那考古学文物和碑文在当时并不受重视，所以才发生了碑文的解读被荷兰和德国学者超越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在19世纪80年代接受教育的新一代东方学家痛感需尽快亲赴亚洲，做实地调查的必要性，他们意欲开拓符合即将到来的带有20世纪特色的、崭新的法国东方学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提拔飞诺为远东学院首任院长，可谓是暗示开启崭新的东方学的一个象征性事例。飞诺从担任远东学院首任院长，到1904年为止的6年任期完毕之后，回到了巴黎，两年后，他就成为法兰西公学院首任印度支那学讲座教授，成为这个研究领域的权威，并通过设立“印度支那书志学和历史学讲座”，向法国国内外宣示并指明新时代学术研究的新方向。

学院初创时的研究成员极少，而且这些成员中还包含不具考古学专业知识的“门外汉”，队员的构成和德拉博尔德调查队没有多大区别。为开展正式的调查活动，飞诺必须挖掘新的人才并加以培养，他是被看作这个教育职位的合适人选才被选为调查队的队长（后就任远东学院首任院长）。

统率调查队的法兰西学士院最初也许并不那么期待调查队会取得很大成果，因此，他们不是以展开实质性的调查，而是以在当地开展教育活动为其实践目的。即便吴哥窟遗迹考古学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在1898年这个时间点，遗迹所在地的大部分地区在邻国暹罗统治之下，还处于调查队不可能正式开展调查活动的状态，正式的调查不得不等到吴哥窟地区由暹罗移让给柬埔寨的1907年，在这之前，以安南和交趾支那的调查活动为主，可以说精通梵文的飞诺不太有用武之地。

有关历史性建筑物和文物的指定及管理大权都掌握在印度支那总督手中，但作为现实问题，总督不可能都参与相关个别文物的指定及移动。吴哥窟地区被割让后不久，拉琼基艾尔完成的遗迹目录上，就有910件登录在册，总督要从头至尾对这些遗迹一一进行审核几乎不可能。

如法令所规定，实质上的指定工作是由设置在总督府内的“东京古艺术品委员会”（1901年9月30日设置）、“柬埔寨古艺术品委员会”（1905年10月3 日设置）等各种专家委员会具体承担，而远东学院院长必定会被配属到这些委员会中。1905年开始远东学院新设的考古学调查部部长也加入了这些委员会，可以说现实中，遗迹调查计划以及文物移动皆由远东学院院长和考古学部部长来制订和判断，此种情形的一个象征性条款就存在于1900年的法令中。如前所述，在第19条中，规定“任何历史性建筑物未经总督的许可，无论是整体还是部分，皆不能移动”，但紧接着，这项条款却规定“但是远东学院院长出于保存目的，考虑有必要移动，那所有指定建筑物及文物皆可移送到印度支那美术馆”。

《海外东南亚美术研究》（美术学研究集刊·总第1辑）

郑工 主编

东南亚美术在东方美术史乃至世界美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章，尽管东南亚诸国的文化曾受到中国与印度文化的深刻影响，但仍然保持着本土的文化特征。西方学者的东南亚美术研究领先国际，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南亚美术研究已从冷门蔚为显学，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海外东南亚美术研究》专辑，对关注东南亚美术的中国学者来说非常适时，富有学术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海外学者开阔的文化视野、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缜密的研究方法，尤其值得我们借鉴。

——王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东南亚介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两大古老文明体之间，故有“印度*”之称，其文化面貌深受这两大文明的影响。东南亚古代美术尤其是早期宗教美术受印度的影响更为突出，同时又富有自身特色，且遗存丰富，是值得深入发掘的艺术宝库。东南亚古代美术的研究已经超过一个世纪，西方世界一鞭先着，其中尤以法国远东学院的成绩最为突出。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我们却对东南亚古代美术相当隔膜，这种现状必须尽快改变。《海外东南亚美术研究》专辑，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姚崇新（中山大学教授）

东南亚既是本土、原生的艺术的所在，同时又是为时悠长的不同文化混融的重要场域。作为惯例的东西方比较固然是一种有价值的视角，但是，在切入到尤需深入推进的影响研究方面，则还要结合更细分化的考察路线。令人期盼的《海外东南亚美术研究》适时而出，不仅可以满足普通读者对这一颇具多样性和深邃意味的地域美术的了解兴趣，而且也会让学术界对这一看似熟识而又有诸多含混论断的视觉文化对象产生进一步认真审视与持续深研的动力。

——丁宁（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