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变革与城市交通发展

1.引言

近年来，新技术的发展令人眼花缭乱，同时所引发的新问题也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作为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服务领域，城市交通不应采取封闭的态度排斥新技术和新模式，不应坐等“苹果熟透从枝头自然掉落”，也不应随意让机器主宰重要的社会运行控制。

2.全面认识新技术的内涵

当前的新技术发展，实际上体现了从技术应用到行业体系变革的趋势。要想在这种变革中掌握主动，需要一场行业思维革命。

这涉及到三个层次的思维问题：

Ø行业思维：通过技术应用解决行业内的紧迫问题（正如我们现在所做的）；

Ø生态思维：通过系统变革解决行业在社会生态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城市交通所遭遇的是日益增高的人居环境要求与难以节制的个体化交通需求之间的矛盾）；

Ø优势思维：通过行业能力的提升，推动社会发展与变革（正如“交通强国”战略、绿色交通战略等所期望的）。

城市交通是一个技术-社会系统，其技术变革的任务是为了服务于社会。如果在新技术发展面前局限于行业思维，将处于被动状态。只有积极主动运用生态思维和优势思维，才真正有可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这种思维转型的基础，是对新技术内涵的全面认识。

今天的人工智能与早期的人工智能有了本质性变化，从模仿人、辅助人来完成部分工作，发展到根据授权依靠某种程度相对独立的机器智能来解决部分问题。

人工智能的一些重要发展领域，例如大数据智能、群体智能、人机混合智能、跨媒体推理等，均将对城市交通技术变革产生重大推动作用。大数据智能将使得仅依靠自身经验和知识的管理人员和交通系统控制技术人员成为落伍者；群体智能将促使开放与合作成为决策支持和运行服务中的主流；人机混合智能将极大地提升交通控制的能力；跨媒体推理将从本质上解决多元异构信息的应用。伴随这些技术的逐步成熟，智能计算、智能控制和智能服务将上升到新的层次。这意味着城市交通的部分控制权将转移给算法和机器，这种管控权力结构变化将促使现有城市交通运行组织进行必要的调整。

城市交通行业对区块链技术远没有给与足够的关注。事实上区块链技术的价值，绝非限于制造比特币，而是借助信用体系构建技术将互联网从信息互联推向价值互联。当区块链与物联网进一步融合，更是形成了支持客观信用体系的技术基础。区块链技术的真正意义在于助力构建新的商业模式和运行合作模式，对于可信数据应用、保护知识产权的智能计算服务、多中心模式的多式联运组织、依托平台的运输和供应链整合等具有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换句话说，这些技术的发展将催生新的交通服务业态、经营组织模式和决策沟通方式。

人工智能+价值互联，形成了一种技术与商业/运行/运营模式紧密结合的技术催化剂，因而城市交通所面临的是一场体系性技术变革，而不是个别领域内的局部技术进步。

由于城市交通承担着不可推卸社会责任，因而在体系性技术变革面前必须思考如下问题：

Ø如何有效推动城市交通领域的技术变革以更好地解决所面对的社会问题，以及预判技术变革可能引发的社会关系变化和新的社会问题并作出必要的响应；

Ø在技术发展和营运模式未来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远期与近期、可持续发展与眼前需求的关系；

Ø新技术基础上的新运营模式不再是被动地满足政府提出的要求，而力求改变“游戏规则”，以寻求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构建城市交通社会治理体系的要求比任何时候都急迫。

因此，城市交通领域的技术变革不是在一个单纯的技术领域，也不是在一个孤立的物理空间中的问题，需要在一个与时俱进的城市交通社会治理框架下思考技术变革！

3.在时代发展背景下思考技术变革

城市交通是一个社会-技术系统，其特点是依托技术系统解决社会问题。技术应用目标并非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是具社会进步的导向性和社会健康的约束性。

城市交通的基本目标应该是在可持续性发展理念指导下，保障城市空间质量和城市空间活力。

对于城市空间质量来说，自然资源承载力、土地空间承载力是一种强外部约束。城市交通所要处理的并非“车”与“路”的矛盾，而是城市人居环境与交通需求的关系。由此造成城市交通只能在土地资源和空间资源约束下满足受控的需求。

在特定的交通方式结构前提下，有限交通空间所承受的交通容量同样是有限的，因而城市空间活动强度也有限制。这就是我为什么强调在新的空间规划中，不仅要重视资源承载力，还必须重视空间活动承载力的原因。

正因为如此，自动驾驶、自动泊车等能够提升空间资源使用效率的技术对于城市交通具有重要的意思，共享交通等能够提高车辆使用率、降低车辆保有量的使用模式值得大力探讨。这些新技术、新模式的使用，将有可能大大提高城市的空间活动承载力。

但同时必须看到，由于不可能完全消除车辆停放空间资源需求和移动需求的空间不均衡性，以及尚不清楚汽车共享模式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车辆使用权替代车辆拥有，目前还没有显示出可以基本摆脱个体化交通所受到的资源制约的前景（这里所说的前景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判断，而非仅凭理念的猜想）。这意味着在到2035年、甚至是到2050年的规划期内，城市交通绝不能动摇公交优先战略。

强调公交优先这并不意味着公交模式一成不变，也不意味着只是采用地铁等造价昂贵的交通方式替代常规公交。时代的进步造成出行需求愈加多样化，也要求交通空间更加人性化。为了应对日益多样化的需求，公交的运行组织模式必须变革；为了解决发展的不均衡和不充分，需要更加深入地进行公交服务问题的精细化诊断；为了推进可持续发展交通模式，公交需要更加有效地实现与居民生活和城市活动系统的智能网联。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城市在人居环境上存在较大的欠账，这是城市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的重要问题。因而，在2035、2050年前技术进步所释放出来的空间资源，应该投入到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步行环境，进而提升城市的空间质量之中。近年来得受到关注的慢行系统、街道网络、生活圈等正是顺应这种发展趋势。空间质量提升与交通需求保障是一对矛盾，协调两者关系需要更加科学的决策支持技术，也需要更加有效的社会沟通技术。

城市交通系统决不能将服务对象仅视为抽象的物理单位的空间移动，必须更多地考虑其社会属性。由此产生了城市交通的另一个任务——保障社会公平性，促进社会整合。顺应于此，技术应用要特别注意弱势群体所面临的需求，以及城市空间公平性的营造。诸如移动性规划中强调的可达性覆盖，基于大数据的弱势群体空间集聚问题识别，公共交通服务盲区诊断等，反映了城市交通智能治理方面的技术发展需求。

面对如此广泛的技术变革需求，有必要注意到技术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市场失效。例如，车联网发展中对于公交智能网联的选择性无视、社会智能治理技术发展的滞后、多式联运领域中区块链技术应用的推进缓慢等。造成市场失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预期经济效益问题、组织障碍问题、法律缺失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这恰恰是需要政府干预来加以推动的，由此产生政府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发展趋势和技术需求变化的判断研究，以弥补前瞻性不足问题。

另外需要警惕的是，技术发展不一定只带来正的效应。秦皇岛的空中巴士成为一场闹剧，共享单车成为一场代价昂贵的试错，这些教训都告诫我们技术变革必须避免一些陷阱。由于经验的缺乏和专业领域的局限，新技术、新模式发展过程中决策者、管理者和研究者很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窘境。为了发展过程的包容与有序的关系，需要一种更加开放、科学和规范的集成研讨厅加入到决策程序之中。在新型信息平台支持下的社会组织建设，将是集成研讨厅的重要组织措施。

4.在三元空间中重构城市交通系统

归纳上述讨论，变革时代需要在“物理-信息-社会”三元空间中的重构城市交通系统。现有的城市交通的体系短板位于信息、社会两个空间维度上，而不同空间维度上的功能协同，则是系统能力的放大器。

因此，可以将当前阶段城市交通系统重构的政府主要工作任务归结如下：

n补短板：

Ø完善信息空间的组织结构和规则体系；

Ø建立社会空间的治理体系。

n抓协同：

Ø以社会发展目标为导向，促进物理-信息空间中的功能协同；

Ø依托信息技术，推进社会空间中的智能治理；

Ø借助技术力量，推动城市交通供给侧变革；

Ø在信息技术支持下，合理分配物理空间资源和调整空间关系，实现空间正义价值诉求；

技术发展使得信息空间维度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物联网技术使得数据可以绕过人直接产生信息，大量的信息系统应用也使得企业在信息空间中取得强势地位。但是，城市交通关联的信息空间中的秩序混乱，使得可信数据、尊重知识产权的开放服务，乃至大数据支持下的智能治理等推进缓慢，严重束缚了技术变革的进程。为了改变这一状态，信息资源规划、信息空间技术规范、数据开放法规、数据应用逻辑等，均是急迫的建设和研究任务。

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由组织体系、制度体系、运行体系、评价体系和保障体系构成：组织体系是主体，制度体系是依据，运行体系是路径，评价体系是标准，保障体系是支撑。对于城市交通社会治理来说，需要完成的任务包括：通过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来加以完善组织体系（主体多元化）；提升使用市场的、法律的、文化的、习俗的等多种管理方法和技术，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控制和引导的能力；评价指标下沉，以贴近居民的获得感等。而我认为当前工作重点，应该放在通过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和政府实施购买服务的形式，加强治理的主体多元化和治理的服务引导化之上。

5.结束语

在传统的城市交通中，政府扮演了“全能型选手”角色，且注重于设施建设，可以说是一个物理空间维度单向生长的系统。虽然传统城市交通对策涉及交通需求管理、交通政策、交通战略等社会问题，但是由于并未形成现代化城市交通治理体系，因而在社会维度上是一个不完整的残缺系统。信息空间维度上不应是数据的简单堆砌，也不是单纯软件系统的堆积，当前在这一空间维度上缺乏资源管理-开放规则-传播秩序-应用逻辑的体系结构，也成为了发展的瓶颈。城市交通在三元空间中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是我们面对变革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学界、管理者和技术人员都必须在认识问题方式调整的基础上，跟上时代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