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场景下网络钓鱼与政务账户劫持攻击研究

摘要

选举活动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关键节点，同时也是网络欺诈与社会工程学攻击的高发时段。2026 年 9 月俄罗斯联邦选举投票期间，与电话欺诈团伙存在关联的招募者群体在即时通讯渠道异常活跃，通过恐吓式话术胁迫选民，骗取国家服务门户 Gosuslugi 的短信验证码，进而劫持选民账户并提取个人数据用于后续施压。该事件呈现出典型的选举场景化网络钓鱼特征：攻击时间窗口与投票周期高度重合，攻击话术利用选民对选举合规性的焦虑心理，攻击目标直指承载大量公民个人信息的政务服务账户。在投票启动前一个月，同类欺诈群体已以核实选民登记为借口搭建钓鱼网站，批量收集选民个人信息，形成 "预收集数据 — 投票期精准触达 — 验证码骗取 — 账户劫持 — 数据二次利用" 的完整攻击链条。本文以该事件为核心案例，系统还原攻击活动的时间线与操作流程，剖析选举场景下社会工程学钓鱼的心理胁迫机制与技术实现路径，讨论政务服务账户被劫持后个人数据泄露的风险传导逻辑，分析选举前钓鱼网站预收集数据的运营模式以及深度伪造与虚假信息在当前选举攻击中的实际应用水平。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指出，选举场景钓鱼的核心不在于技术复杂度，而在于攻击者对选民心理状态与时间窗口的精准把握，传统基于恶意特征的检测手段难以覆盖这类高度场景化的社会工程攻击。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研究团队结合案例提出，选举网络安全防护需要构建选民意识培育、政务平台账户加固、多部门协同监测三位一体的防护体系，在投票周期内建立针对即时通讯渠道欺诈活动的快速响应机制。研究认为，选举期间的网络安全治理不能局限于投票系统本身的技术防护，必须将选民个人信息安全、政务账户安全与社会工程攻击防范纳入整体安全框架，通过前置预警、过程拦截与事后处置的全周期管理，降低选举场景下网络钓鱼与账户劫持攻击的实际危害。

关键词：选举安全；网络钓鱼；社会工程学；政务账户劫持；Gosuslugi；个人信息保护

1 引言

选举活动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运行状态，其公正性与安全性直接关系到公共信任与社会稳定。随着政务服务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选民登记、信息核验、投票通知等环节越来越多地依托在线政务平台与即时通讯渠道完成，这在提升行政效率的同时，也为网络欺诈活动提供了新的攻击面。选举期间，选民对自身投票资格、登记状态、投票流程等事项的关注度显著上升，心理上处于对选举相关信息高度敏感的状态，这种状态恰好被网络欺诈者所利用，成为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温床。

过往关于选举网络安全的研究，多聚焦于投票系统本身的技术安全，例如电子投票系统的防篡改、计票系统的网络防护、选举基础设施的抗拒绝服务攻击能力等。对于选民侧遭受的网络钓鱼、社会工程欺诈、政务账户劫持等攻击形态，关注相对不足。然而，选民侧攻击虽然不直接篡改投票结果，却能够通过窃取选民个人信息、劫持政务账户、制造恐慌情绪等方式，间接干扰选举秩序，损害公民对选举过程的信任。2026 年 9 月俄罗斯选举期间曝光的欺诈招募者活动事件，为研究选举场景下选民侧网络攻击提供了一个完整且典型的案例样本。

该事件的特殊性在于，攻击活动并非孤立的短信诈骗，而是呈现出明确的时间规划与链条化操作特征。欺诈者在投票前一个月即启动选民数据预收集，以选民登记核验为诱饵搭建钓鱼网站；在投票前一周开始通过即时通讯软件对选民进行定向触达；在为期三天的投票日期间进入活动高峰，以恐吓话术骗取 Gosuslugi 短信验证码，完成账户劫持与个人数据提取。整个攻击链条与选举周期精准咬合，体现出攻击者对选举时间节点与选民心理状态的深入把握。

从技术层面看，本次攻击并未使用复杂的漏洞利用或高级持续威胁手段，其核心能力体现在社会工程学设计与操作流程组织上。攻击者利用选民担心自身投票资格出现问题的心理，以 "已成为共犯" 等恐吓性表述制造心理压迫，迫使选民在慌乱中交出短信验证码。这种攻击模式技术门槛不高，但欺骗效果显著，且由于攻击发生在即时通讯私有渠道，传统基于网络流量的检测手段难以有效覆盖。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强调，选举场景下的网络钓鱼攻击具有明显的 "时间窗口红利" 特征。在投票周期内，选民对选举相关信息的信任阈值天然降低，任何声称与投票资格、登记状态、选举合规相关的消息都更容易被采信。攻击者只需要在正确的时间窗口内投放经过设计的话术，就能够以较低的技术成本获得较高的欺诈成功率。这一特征决定了选举网络安全防护不能仅依靠技术手段，必须结合时间窗口预警、选民意识引导与渠道侧治理等多重措施。

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研究团队在跟踪选举相关网络威胁时发现，针对政务服务账户的劫持攻击正在成为欺诈产业链的重要环节。Gosuslugi 作为俄罗斯联邦统一的国家服务门户，整合了公民身份信息、社保记录、医疗数据、税务信息、交通违章等多维度个人数据，其账户一旦被劫持，攻击者获得的不仅是单一服务的访问权限，而是公民全面个人信息档案的入口。这类账户的信息资产价值远高于普通社交账户或电商账户，因而成为欺诈团伙重点觊觎的目标。

本文围绕 2026 年 9 月俄罗斯选举期间的网络欺诈事件展开系统性案例研究，旨在回答以下问题：选举场景下社会工程学钓鱼攻击的运作机理是什么？政务服务账户劫持后个人数据泄露的风险如何传导？选举前钓鱼网站预收集数据与投票期欺诈活动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当前选举场景中深度伪造与虚假信息的实际应用水平如何？针对这类攻击应当构建怎样的防护与应急处置体系？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本文期望为选举期间的选民侧网络安全治理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案例分析与对策建议。

2 选举投票日网络欺诈事件案例还原

2.1 事件基本概况

2026 年 9 月 20 日，俄罗斯联邦公共委员会公共控制委员会成员叶夫根尼・马沙罗夫向塔斯社通报，与电话欺诈团伙存在关联的招募者群体在选举投票期间异常活跃。该群体在投票日前一周即开始活动，并在为期三天的投票日期间持续运作。攻击主要通过即时通讯软件渠道实施，欺诈者主动联系选民，以恐吓性话术声称选民已经成为某项违法行为的 "共犯"，以此制造心理压力，随后要求选民提供来自国家服务门户 Gosuslugi 的短信验证码 —— 通常为四位数字。选民一旦提供验证码，欺诈者即可完成账户登录验证，劫持选民的 Gosuslugi 账户，并从中提取个人数据用于后续的进一步施压与欺诈活动。

马沙罗夫同时披露，在选举投票前一个月，同类欺诈群体已经开展了一轮数据预收集活动。欺诈者以核实选民登记状态为借口，诱导选民访问仿冒的钓鱼网站，在网站上提交个人身份信息与联系方式。执法部门与检察院在发现此类钓鱼资源后迅速采取封锁措施，但仍有部分选民信息在预收集阶段被欺诈者获取，这些数据随后被用于投票期间的精准触达。

关于选举期间同时出现的虚假信息与深度伪造内容，马沙罗夫评价其性质较为 "原始"，即技术含量与制作水平均处于较低层次，尚未形成具有大规模影响力的虚假信息攻势。这一判断表明，在本次选举周期中，对选民实际威胁更大的并非高技术含量的深度伪造，而是组织化、链条化的社会工程学钓鱼与账户劫持攻击。

2.2 攻击时间线与活动周期

本次攻击活动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时间规划，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数据预收集期，发生在投票前约一个月。欺诈者以选民登记核验为名义搭建钓鱼网站，通过短信、社交媒体、即时通讯群等渠道分发钓鱼链接，诱导选民在仿冒页面上输入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住址等个人信息。这一阶段的核心目标是建立选民个人信息数据库，为后续精准欺诈提供数据基础。执法部门与检察院在该阶段已介入，对发现的钓鱼网站实施快速封锁，但由于钓鱼网站域名更换成本低、部署速度快，封锁行动难以完全阻断数据收集。

第二阶段为预热触达期，发生在投票前一周。欺诈者利用预收集阶段获取的选民联系方式，通过即时通讯软件主动发起对话。这一阶段的话术以试探与建立联系为主，欺诈者可能以选举工作人员、选民登记核实人员等身份接近选民，确认联系方式的有效性，并初步灌输选民可能存在登记问题或合规风险的暗示。预热触达的目的在于在投票日正式到来之前，让选民对后续即将收到的恐吓信息形成心理铺垫，降低投票日期间的警惕性。

第三阶段为集中攻击期，覆盖为期三天的投票日。这是欺诈活动的高峰阶段。欺诈者在即时通讯对话中切换为恐吓式话术，直接声称选民已经成为某项违法行为的共犯，要求选民配合 "调查" 或 "核验"，并以此为借口索要 Gosuslugi 短信验证码。投票日期间选民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于选举事务，对任何声称与投票资格、选举合规相关的消息都更为敏感，心理上更容易陷入慌乱。欺诈者正是利用这一时间窗口的心理特征，在三天投票期内集中实施验证码骗取与账户劫持操作。

2.3 事件处置与专家建议

针对上述欺诈活动，马沙罗夫向公众提出明确建议：不要与欺诈者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或交涉，收到可疑消息后应当立即截图留存证据，并向执法机构报告。这一建议的核心逻辑在于，与欺诈者的任何互动都可能被对方解读为目标有效，从而招致更持续、更具针对性的攻击；同时，在对话过程中选民可能在心理压力下不自觉地泄露更多个人信息。截图留存则是为后续执法机构的调查与追溯提供证据素材。

执法层面，检察院与执法机构在选举前一个月即已对钓鱼网站实施封锁，在投票期间也持续监测针对选民的欺诈活动。然而，由于欺诈活动主要发生在即时通讯私有渠道，且欺诈者使用的账号可以快速注册、快速丢弃，传统基于域名封锁与 IP 追踪的执法手段面临较大局限。事件暴露出选举期间针对即时通讯渠道欺诈活动的监测与响应机制仍有待完善。

3 选举场景下社会工程学钓鱼攻击机理

3.1 恐吓式话术的心理胁迫机制

本次事件中欺诈者使用的核心话术是声称选民已经成为某项违法行为的 "共犯"。这一表述并非随意选择，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社会工程学手段，其心理胁迫机制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

第一层面是罪责暗示引发的恐惧反应。"共犯" 一词直接将选民置于涉嫌违法的位置，普通公民在面对此类指控时的本能反应是恐惧与否认。恐惧情绪会显著削弱人的理性判断能力，使个体更倾向于通过配合对方要求来消除威胁，而非冷静核实信息真伪。欺诈者正是利用这种恐惧驱动下的服从心理，将索要验证码的行为包装为 "配合调查"" 证明清白 " 的必要步骤。

第二层面是选举合规焦虑的叠加放大。在投票日期间，选民本身就对自身投票资格、登记状态、投票流程是否合规存在一定程度的关注与焦虑。欺诈者将 "共犯" 指控与选举场景绑定，暗示选民的投票行为或登记信息可能涉及违法，这使得选民的选举合规焦虑与罪责恐惧相互叠加，心理压力被进一步放大。在双重焦虑的作用下，选民对消息来源的核验意愿显著降低，更倾向于按照对方指示操作以尽快摆脱困境。

第三层面是时间压力制造的决策仓促。投票日仅有三天，欺诈者在话术中往往隐含时间紧迫性，暗示如果不立即配合 "核验"，选民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时间压力迫使选民在有限时间内做出决策，减少了其向官方渠道核实信息、咨询专业人士的机会。社会工程学攻击的一个普遍规律是，目标用于决策的时间越短，攻击成功率越高。欺诈者在投票日期间集中发动攻击，正是为了最大化时间压力效应。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指出，恐吓式社会工程攻击的有效性不取决于话术本身是否经得起推敲，而取决于话术能否在目标心中引发足够强烈的情绪反应。一旦目标进入情绪驱动状态，其对信息真实性的批判性审查能力会大幅下降。选举场景为恐吓式攻击提供了天然的情绪放大器，选民在投票期间的心理状态本身就处于高度敏感区间，这使得同样的恐吓话术在选举期间的效果远高于日常时段。

3.2 即时通讯渠道的攻击适配性

欺诈者选择即时通讯软件作为主要攻击渠道，这一选择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即时通讯渠道在社会工程学攻击中的多重适配优势。

首先，即时通讯渠道具有高到达率与高打开率。与电子邮件相比，即时通讯消息的用户打开率显著更高，大多数用户会在收到消息后短时间内查看。与短信相比，即时通讯消息可以承载更丰富的内容形式，包括文字、图片、语音、文件链接等，便于欺诈者构建更具说服力的虚假场景。高到达率与高打开率意味着欺诈者的话术能够更有效地触达目标并产生影响。

其次，即时通讯渠道具有私密性与低警戒性。在即时通讯软件中，用户通常与熟人、同事、服务提供商进行沟通，渠道本身的社交属性使用户对收到的消息天然抱有一定程度的信任。相比之下，电子邮件用户对陌生发件人的警惕性更高，短信用户对陌生号码的防骗意识也在持续提升。即时通讯渠道的私密性还意味着攻击行为难以被第三方安全设备监测，欺诈活动发生在一对一的私有对话中，传统基于网络流量或邮件网关的安全检测手段无法覆盖。

再次，即时通讯渠道支持低成本的账号批量注册与快速丢弃。欺诈者可以通过自动化工具批量注册即时通讯账号，每个账号仅用于少量目标的攻击，攻击完成后即丢弃账号，规避平台封号与执法追踪。这种 "一次性账号" 的运营模式使得基于账号信誉的防御机制效果有限，欺诈者能够以极低的成本持续更换攻击身份。

最后，即时通讯渠道便于构建持续对话与渐进式施压。与一次性发送的钓鱼邮件或诈骗短信不同，即时通讯支持多轮对话，欺诈者可以根据选民的反应动态调整话术，逐步加深心理胁迫。在对话过程中，欺诈者可以先以温和身份建立联系，再逐步切换为恐吓语气，这种渐进式的话术演进比单条消息更具迷惑性。

迪妙网安研究团队在针对即时通讯渠道欺诈活动的监测中发现，选举期间即时通讯渠道的欺诈消息量呈现明显的峰值特征，且消息内容的场景化程度远高于日常欺诈。欺诈者会在对话中引用选民的真实姓名、住址等预收集获取的个人信息，以增强消息的可信度。这种基于真实数据的个性化欺诈，在即时通讯私有渠道中更难被识别和拦截。

3.3 短信验证码骗取的技术逻辑

本次攻击的核心技术动作是骗取 Gosuslugi 的短信验证码。短信验证码，即一次性密码，是当前众多在线服务用于身份验证的标准机制，其安全性建立在 "验证码仅发送至用户本人绑定的手机号码" 这一前提之上。欺诈者无法直接拦截或获取验证码，因此必须通过社会工程学手段诱使选民主动将验证码告知对方。

欺诈者索要验证码的话术通常经过包装，不会直接表述为 "请把验证码告诉我"，而是将验证码嵌入一个看似合理的业务流程中。例如，欺诈者可能声称需要对选民的账户进行 "安全核验" 或 "身份确认"，要求选民将收到的 "核验码" 或 "确认码" 告知对方以完成流程。在恐吓式话术的压力下，选民往往不会仔细思考验证码的真实用途，而是将其视为配合 "调查" 或 "核验" 的必要步骤，从而主动告知欺诈者。

一旦欺诈者获得验证码，即可在 Gosuslugi 登录页面输入选民的账号（通常为手机号或身份证号）与验证码，完成登录验证。由于短信验证码本身就是服务端认可的身份验证凭证，欺诈者使用验证码登录的行为在系统看来与选民本人登录没有区别。登录成功后，欺诈者即可访问账户内的全部个人信息，并可能进一步修改账户绑定手机号、密码等安全设置，将选民本人锁定在账户之外，实现持久化的账户控制。

需要指出的是，短信验证码机制本身存在固有的安全弱点。验证码通过移动通信网络以明文短信形式传输，理论上存在被 SIM 卡劫持、基站伪冒等技术手段拦截的可能。但在本次事件中，欺诈者并未使用这些技术手段，而是完全依靠社会工程学骗取验证码。这表明，在当前的网络欺诈实践中，人的因素仍然是安全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针对人的社会工程攻击往往比针对系统的技术攻击更易实施且成本更低。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强调，短信验证码骗取是当前政务账户劫持攻击中最主流的实现路径。许多政务服务平台虽然在账户安全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在用户教育与验证码保护机制方面仍存在不足。例如，部分平台的验证码短信未明确标注 "切勿告知他人" 的警示信息，用户在收到验证码时缺乏足够的安全提醒。此外，验证码的有效期设置、异常登录检测、异地登录提醒等辅助安全机制的完善程度，也直接影响账户被劫持后的发现与止损速度。

4 政务服务账户劫持与个人数据二次利用

4.1 Gosuslugi 账户的信息资产价值

Gosuslugi 是俄罗斯联邦统一的国家服务门户，其定位是为公民提供一站式在线政务服务入口。经过多年建设，Gosuslugi 已经整合了联邦与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服务事项，涵盖身份认证、社保办理、医疗预约、税务申报、交通违章处理、不动产登记、教育服务、选举信息登记等众多领域。公民在 Gosuslugi 上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后，即可通过单一账户访问各类政务服务，无需在不同部门的系统中重复注册与认证。

这种一站式架构决定了 Gosuslugi 账户具有极高的信息资产价值。账户内存储的不仅是用户的基本注册信息，还包括跨部门、跨领域的多维度个人数据档案。具体而言，账户中可能包含公民的身份证信息、户籍地址、实际居住地址、联系方式、社保缴纳记录、医疗保险信息、税务记录、家庭成员信息、不动产登记信息、车辆登记信息、教育背景、就业信息、选举登记状态等。这些数据单独看可能敏感度有限，但组合在一起则构成了一份完整的公民个人信息画像，其价值远高于任何单一服务平台的账户数据。

对于欺诈团伙而言，劫持一个 Gosuslugi 账户意味着获得了该公民全面的个人信息档案。这些数据可以在多个方向上被利用：直接用于身份冒用，以公民名义办理各类政务事项或申请金融服务；用于更精准的后续社会工程攻击，结合公民的真实生活场景设计更具迷惑性的欺诈话术；在地下数据交易市场出售，获取直接经济收益；作为跳板进一步攻击公民的其他关联账户，因为许多用户在不同服务中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密码与安全问题。

迪妙安全研究团队在对政务服务账户价值的评估中指出，统一政务门户账户是当前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最高的账户类型之一。其风险不仅在于账户内数据的丰富程度，更在于账户与公民真实身份的强绑定关系。普通社交账户或电商账户被劫持后，用户通常可以通过身份验证快速找回，且账户内数据的滥用范围相对有限；而政务账户一旦被劫持，攻击者获得的是与公民法定身份直接关联的信息与操作权限，其滥用可能对公民的实际权益造成长期且难以逆转的损害。

4.2 账户劫持后的个人数据提取路径

欺诈者在通过验证码完成 Gosuslugi 账户登录后，通常会按照一定的优先级顺序提取账户内的个人数据。数据提取路径的设计遵循 "高价值优先、可直接利用优先" 的原则。

第一优先级是身份认证类信息，包括身份证号、护照信息、出生日期、户籍地址等。这类信息是身份冒用的基础，欺诈者获取后可以以公民名义申请贷款、办理手机卡、注册公司、进行各类需要身份验证的在线操作。身份认证类信息的复用性最强，在地下数据市场中的价格也最高。

第二优先级是联系方式与账户安全信息，包括绑定手机号、邮箱地址、密码提示问题与答案等。欺诈者获取这类信息后，可以进一步对公民的其他账户实施攻击。例如，利用绑定手机号对公民的银行账户、社交账户、支付账户实施短信验证码骗取攻击；利用密码提示问题与答案对使用相同安全问题的其他账户进行密码重置。

第三优先级是金融与财产相关信息，包括税务记录、社保缴纳基数、不动产登记信息、车辆登记信息等。这类信息虽然不能直接用于资金窃取，但可以帮助欺诈者评估公民的经济状况，筛选出更具欺诈价值的目标，并设计与公民经济状况相匹配的欺诈话术。例如，针对拥有不动产的公民设计涉及房产交易或房产税的欺诈场景，针对有车辆的公民设计涉及交通违章或车辆保险的欺诈场景。

第四优先级是生活场景类信息，包括医疗记录、教育信息、家庭成员信息、选举登记状态等。这类信息主要用于增强后续社会工程攻击的场景化程度。欺诈者可以结合公民的真实生活场景，设计出高度个性化的欺诈话术，使攻击更难被识别。例如，利用公民的就医记录设计涉及医保报销或医疗补助的欺诈场景，利用家庭成员信息设计针对家属的定向欺诈。

在数据提取过程中，欺诈者通常会采取批量导出与截图保存相结合的方式。对于支持数据导出功能的页面，欺诈者会直接导出电子文件；对于不支持导出的页面，欺诈者会通过截图方式保存信息。整个数据提取过程通常在登录后的短时间内完成，以减少被异常登录检测机制发现的概率。

4.3 个人数据用于持续施压的闭环机制

本次事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特征是，欺诈者劫持账户并提取个人数据后，并非就此终止攻击，而是将提取的数据用于对选民的进一步施压，形成 "账户劫持 — 数据提取 — 持续施压" 的攻击闭环。

这一闭环的运作逻辑如下：欺诈者在首次接触中以恐吓话术骗取验证码，完成账户劫持；随后从账户中提取选民的个人信息，包括住址、工作单位、家庭成员信息等；接着，欺诈者利用这些真实信息对选民进行第二轮乃至多轮施压，以 "已经掌握你的全部个人信息"" 不配合就将信息公开或告知你的单位 / 家人 " 等威胁手段，迫使选民继续配合欺诈者的要求，可能包括转账付款、提供更多账户信息、协助欺诈者接触其他选民等。

这种闭环机制的核心在于，账户劫持后获取的真实个人信息成为欺诈者持续施压的 "筹码"。选民在意识到自己的全面个人信息已经被对方掌握后，心理上的恐惧感与无力感会进一步增强，更倾向于通过服从对方要求来避免信息被滥用。欺诈者则利用这种心理，将一次性的验证码骗取转化为持续性的胁迫与剥削。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指出，这种 "数据即筹码" 的攻击模式是近年来网络欺诈演化的一个重要趋势。传统欺诈往往是一次性的，骗取资金或验证码后即结束；而新型欺诈更加注重对目标个人信息的积累与利用，将个人信息作为长期施压的工具，实现对目标的持续控制。选举场景下，选民的个人信息还具有特殊的政治敏感性，欺诈者可以利用选民对个人信息泄露可能影响选举参与或政治声誉的担忧，进一步放大施压效果。

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研究团队在跟踪此类闭环攻击时发现，欺诈者在获取个人信息后，往往会将数据同步至团伙内部的共享数据库，使得团伙中的其他成员也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发起后续攻击。这意味着，即使选民与最初的欺诈者断绝联系，仍可能收到来自同一团伙其他成员的、基于相同个人信息的欺诈消息。这种数据共享机制使得攻击的持续性与覆盖面显著增强，也增加了受害者彻底摆脱骚扰的难度。

5 选举前数据预收集与钓鱼网站运营模式

5.1 选民登记核验借口的社会工程设计

在投票前一个月的预收集阶段，欺诈者以 "核实选民登记状态" 为借口诱导选民访问钓鱼网站。这一借口的选择具有明确的社会工程学考量，其有效性建立在以下几个基础之上。

首先，选民登记是选举参与的前提条件。绝大多数选民都关心自己是否已正确登记、登记信息是否准确、是否具备投票资格。在选举前一个月这一时间节点，选民对登记状态的关注度处于上升期，任何声称可以核实登记状态的信息都容易引起选民的注意与响应。

其次，选民登记核验具有官方行为的外观。在真实的选举组织过程中，选举委员会确实可能通过各种渠道提醒选民核实登记状态，部分地区也提供在线登记查询服务。欺诈者借用 "选民登记核验" 这一官方语境，使钓鱼行为在外观上与合法的选举组织行为高度相似，选民很难仅凭消息内容判断其真伪。

再次，登记核验的信息需求与钓鱼网站的数据收集目标高度吻合。选民在核实登记状态时，通常需要输入姓名、身份证号、出生日期、住址等信息，而这些正是欺诈者希望收集的核心个人数据。欺诈者将数据收集行为包装为登记核验的必要步骤，使选民在 "完成核验" 的动机驱动下主动提交个人信息，整个过程自然且不易引起怀疑。

最后，预收集阶段的时间选择为后续攻击预留了数据处理周期。在投票前一个月启动数据收集，欺诈者有充足的时间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整理、分类，筛选出有效目标，并为每个目标构建个性化的欺诈档案。到投票日正式到来时，欺诈者已经具备了对选民进行精准触达的能力。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强调，预收集阶段是整个攻击链条中最容易被忽视但实际上最为关键的环节。如果没有预收集阶段获取的选民个人信息，投票日期间的欺诈活动只能停留在无差别群发的水平，欺骗效果有限；而有了预收集数据的支撑，欺诈者可以在对话中引用选民的真实信息，大幅提升攻击的可信度与成功率。因此，选举网络安全防护的关口必须前移，在选举前的预收集阶段即加强对钓鱼网站的监测与封锁，切断攻击链条的数据来源。

5.2 钓鱼网站的搭建与引流方式

选举前钓鱼网站的搭建与运营呈现出低成本、快部署、短周期的特征。欺诈者通常使用仿冒选举委员会或政府服务网站的页面模板，页面视觉风格与官方网站高度相似，包括官方标志、配色方案、页面布局等。网站域名通常采用与官方域名相近的拼写，或在域名中包含 "vote""election""register""gosuslugi" 等关键词，以增加迷惑性。

网站的核心功能是一个表单页面，要求选民输入姓名、身份证号、出生日期、手机号、住址等信息以 "完成登记核验"。部分钓鱼网站还会在选民提交信息后显示一个虚假的 "核验结果" 页面，告知选民登记状态正常或存在需要后续处理的问题，以使整个流程看起来更为真实。少数更为精细的钓鱼网站还会模拟验证码发送、多步骤核验等交互流程，进一步降低选民的警惕性。

在引流方式上，欺诈者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分发钓鱼链接：一是短信群发，向大量手机号发送声称来自选举委员会的登记核验提醒短信，短信中包含钓鱼网站链接；二是即时通讯群发，在 WhatsApp、Telegram 等即时通讯平台的群组中分发钓鱼链接；三是社交媒体投放，在社交平台上以广告或帖子形式发布登记核验信息，引导用户点击链接；四是搜索引擎优化，部分钓鱼网站通过关键词优化，使用户在搜索 "选民登记核实" 等关键词时能够在搜索结果中看到钓鱼网站链接。

由于钓鱼网站的搭建与部署成本极低，一个基础的仿冒网站可以在数小时内完成搭建并上线运营。欺诈者通常采用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的策略，每个钓鱼网站的运营周期很短，在被执法部门发现并封锁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选民信息。一旦某个域名被封锁，欺诈者可以迅速注册新域名、迁移网站内容，在短时间内恢复运营。这种快进快出的运营模式使得基于域名黑名单的封锁机制始终处于被动追赶的状态。

迪妙网安研究团队在对选举相关钓鱼网站的跟踪分析中发现，此类网站的平均存活时间通常不超过 72 小时，但在存活期内的访问量与数据收集量相当可观。欺诈者会在网站上线初期集中投放引流资源，在短时间内获取大量访问，然后在网站被封锁前完成数据导出与迁移。这种运营模式要求防护方必须具备近乎实时的钓鱼网站发现与封锁能力，传统的周期性巡查与人工审核模式难以有效应对。

5.3 执法封锁与攻击方的对抗演化

在本次事件中，执法部门与检察院在选举前一个月即已对钓鱼网站实施封锁，这表明官方对选举前钓鱼活动已有一定的监测与应对能力。然而，从事件的最终结果来看，封锁行动并未完全阻断欺诈者的数据收集，投票日期间仍有大量选民收到基于预收集数据的精准欺诈消息。这一现实反映了执法封锁与攻击方之间持续的对抗演化。

从执法方角度看，钓鱼网站封锁面临几个固有难点。一是发现滞后性。钓鱼网站从上线到被发现并纳入封锁列表，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在这个时间差内，网站已经可以收集到相当数量的选民信息。二是封锁范围的局限性。执法部门可以对本国境内的域名与服务器实施封锁，但对于注册在境外、服务器位于境外的钓鱼网站，封锁能力受到跨境执法协作的限制。三是封锁手段的可规避性。欺诈者可以通过频繁更换域名、使用域名跳转、利用内容分发网络等手段规避基于域名的封锁，使得封锁效果大打折扣。

从攻击方角度看，欺诈者在与执法封锁的长期对抗中已经形成了一套适应性策略。一是域名池策略，欺诈者预先注册大量备用域名，当前域名被封锁后立即切换至备用域名，实现网站的快速恢复。二是内容分发策略，欺诈者利用合法的内容分发平台或短链接服务分发钓鱼链接，使得封锁目标从单一域名变为多个平台链接，增加封锁难度。三是流量分散策略，欺诈者将引流流量分散至多个钓鱼网站，避免单一网站访问量过高引起注意，同时降低单个网站被封锁后的整体损失。四是数据实时同步策略，欺诈者将收集到的数据实时同步至外部存储，即使网站被封锁，已收集的数据也不会丢失。

这种对抗演化的结果是，执法封锁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钓鱼网站的生存空间、减少数据收集量，但难以从根本上杜绝预收集活动。只要欺诈者能够以低成本快速搭建新的钓鱼网站并获取流量，预收集阶段就会持续存在。因此，选举网络安全防护不能仅依靠执法封锁这一手段，必须结合选民安全教育、平台侧治理、流量侧检测等多重措施，形成综合防护体系。

6 深度伪造与虚假信息在选举场景中的应用特征

6.1 当前选举虚假信息的初级化特征

马沙罗夫在通报中将本次选举期间出现的虚假信息与深度伪造内容评价为 "原始" 或 "初级"。这一判断基于对实际出现内容的技术水平与制作质量的观察，反映了当前选举虚假信息攻击的一个现实特征：尽管深度伪造技术在理论上已经具备生成高度逼真虚假音视频的能力，但在实际选举攻击中的应用仍处于较低水平。

具体而言，本次选举期间出现的虚假信息内容可能表现为以下几种初级形态：一是文字类虚假信息，包括在社交媒体上散布的关于选举程序、候选人、投票结果的不实文字消息，这类内容制作成本极低，几乎不需要技术能力；二是简单图片类虚假信息，包括经过基础编辑的虚假截图、伪造的官方通知图片、拼接的误导性图片等，制作工具通常为通用图片编辑软件，技术门槛较低；三是低质量音视频伪造，包括语音合成质量不高、口型同步存在明显瑕疵的深度伪造视频，这类内容虽然使用了深度伪造技术，但生成质量足以被普通受众识别为伪造，欺骗效果有限。

虚假信息初级化的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理解。首先，高质量深度伪造内容的制作仍然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与计算资源，并非所有欺诈团伙或虚假信息操作者都具备这样的条件。其次，选举攻击的时间窗口有限，操作者往往更倾向于使用能够快速生产、大量分发的低技术含量内容，而非投入大量资源制作少数高质量深度伪造内容。再次，低技术含量的虚假信息虽然单条内容的欺骗效果有限，但通过大量分发与多渠道覆盖，仍然能够在整体上制造信息混乱、干扰选民判断，其投入产出比可能高于少数高质量深度伪造内容。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指出，在评估选举虚假信息威胁时，需要区分 "技术先进性" 与 "实际危害性" 两个维度。高技术含量的深度伪造内容固然值得警惕，但低技术含量的虚假信息如果能够实现大规模分发并形成舆论声势，其实际危害可能并不亚于高质量深度伪造。本次事件中，对选民实际造成直接损害的并非虚假信息或深度伪造，而是技术含量同样不高但组织严密的社会工程学钓鱼与账户劫持攻击。这一事实提醒研究者与防护方，不应将注意力过度集中于高技术威胁而忽视了低技术但高危害的攻击形态。

6.2 深度伪造技术门槛与实际应用差距

深度伪造技术近年来发展迅速，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图像、语音、视频生成模型已经能够产出在视觉与听觉上高度逼真的伪造内容。从技术能力角度看，生成一段以特定人物形象出现、讲述特定内容的伪造视频，在当前技术条件下已经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然而，技术能力的可用性与实际攻击中的有效应用之间存在显著差距。

这一差距首先体现在目标素材的获取上。高质量的深度伪造需要大量目标人物的音视频素材作为训练输入。对于公众人物如政治候选人，公开的演讲、采访视频素材较为丰富，训练难度相对较低；但对于普通选民或特定政府工作人员，公开可用的音视频素材有限，欺诈者难以获取足够的训练数据。在本次选举攻击中，欺诈者的目标是普通选民而非公众人物，因此深度伪造的应用空间受到素材获取的限制。

其次体现在伪造内容的场景适配性上。一段深度伪造视频要在选举攻击中发挥作用，不仅需要画面与声音逼真，还需要内容与选举场景紧密相关、逻辑自洽、能够引发目标受众的特定反应。这要求伪造内容的设计者对选举语境、目标受众心理、信息传播规律有深入理解。单纯的技术生成能力并不等同于有效的内容策划能力。许多深度伪造内容虽然技术质量尚可，但内容设计粗糙、逻辑漏洞明显，难以实现预期的欺骗效果。

再次体现在分发渠道的限制上。深度伪造视频通常文件体积较大，在即时通讯等渠道的分发效率低于文字与图片。同时，主流社交平台与视频平台对深度伪造内容的检测与标注能力在持续提升，高质量深度伪造内容在上传后可能被平台快速识别并限制传播。这使得深度伪造内容的大规模分发面临渠道侧的阻力。

迪妙安全研究团队在对深度伪造技术实际应用情况的跟踪中发现，当前深度伪造技术在网络欺诈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两个场景：一是针对企业高管的商务邮件欺诈中伪造高管语音指令，二是在色情敲诈中伪造特定人物的不雅视频。在选举场景中，深度伪造的应用案例相对较少，且多数案例的伪造质量与传播效果有限。这一现状并不意味着深度伪造在选举中不构成威胁，而是表明当前阶段选举攻击的主流形态仍然是社会工程学钓鱼、虚假信息传播等更为传统的手段，深度伪造的大规模应用尚需技术门槛进一步降低、分发渠道进一步演化。

6.3 虚假信息与钓鱼攻击的协同可能性

尽管本次事件中虚假信息与钓鱼攻击是相对独立运作的两条线，但从攻击演化的角度看，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协同可能性，值得在选举网络安全防护中予以关注。

虚假信息与钓鱼攻击的协同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虚假信息作为钓鱼攻击的引流入口。欺诈者可以先在社交媒体或即时通讯群组中散布与选举相关的虚假信息，例如声称 "选民登记系统出现故障，部分选民投票资格被取消"，在虚假信息中嵌入钓鱼网站链接，引导选民点击链接 "核实自己的登记状态"。这种模式将虚假信息的传播力与钓鱼攻击的数据收集能力结合起来，比单纯的钓鱼链接分发更具迷惑性。

第二种形式是钓鱼攻击收集的数据用于增强虚假信息的精准度。欺诈者通过钓鱼网站收集选民的个人信息后，可以针对不同选民群体设计差异化的虚假信息内容。例如，针对特定地区的选民散布与该地区投票站相关的虚假信息，针对特定年龄段的选民散布与其利益相关的虚假内容。这种基于个人数据的精准虚假信息投放，比无差别的虚假信息传播更具影响力。

第三种形式是深度伪造内容作为社会工程攻击的辅助素材。欺诈者在与选民进行即时通讯对话时，可以发送伪造的官方人员语音或视频片段，以增强自身身份的可信度。例如，欺诈者声称自己是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并发送一段伪造的委员会官员语音消息，要求选民配合 "核验"。这种将深度伪造内容嵌入社会工程对话的模式，能够显著提升攻击的欺骗效果。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强调，虚假信息与钓鱼攻击的协同是选举网络威胁演化的一个重要方向。当前二者的协同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但随着欺诈团伙对攻击流程的持续优化，协同攻击的成熟度与危害性将不断提升。选举网络安全防护需要具备前瞻性，在关注当前主流攻击形态的同时，对潜在的协同攻击模式保持警惕，提前构建能够同时应对虚假信息传播与社会工程钓鱼的综合防护能力。

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研究团队在关于选举网络威胁演化趋势的研究中提出，未来选举场景下的网络攻击可能呈现出 "数据驱动、多技术融合、全周期覆盖" 的特征。数据驱动意味着攻击将越来越依赖预收集的个人信息实现精准化；多技术融合意味着社会工程学、虚假信息、深度伪造、账户劫持等技术手段将不再孤立使用，而是组合形成复合攻击；全周期覆盖意味着攻击将不再局限于投票日，而是贯穿选举前的选民登记、选举中的投票过程、选举后的结果确认等各个阶段。这一演化趋势要求选举网络安全防护体系也必须相应地向数据保护、多技术防御、全周期管理的方向演进。

7 选举网络安全防护与应急处置体系构建

7.1 选民侧安全意识培育与行为引导

选民是选举网络攻击的直接目标，也是防护体系的第一道防线。选民的安全意识水平与行为习惯直接决定了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成功率。因此，选举网络安全防护必须将选民侧安全意识培育置于基础性位置。

安全意识培育的核心目标是帮助选民建立对选举相关网络信息的批判性审查习惯，使其在收到声称与选举相关的消息时，能够主动核实信息来源、识别欺诈特征、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培育内容应当聚焦于本次事件中暴露出的典型攻击手法，包括：即时通讯渠道中声称选民涉及违法的恐吓消息、以选民登记核验为名义的钓鱼网站链接、索要 Gosuslugi 短信验证码的请求等。针对每一种攻击手法，应当明确告知选民其识别特征与正确应对方式。

在培育方式上，应当结合选举周期进行分阶段、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选举前一个月，即预收集阶段，重点提醒选民警惕以选民登记核验为名义的钓鱼网站，告知选民官方登记查询渠道的正确网址与访问方式，引导选民通过官方渠道而非陌生链接核实登记状态。投票前一周，即预热触达阶段，重点提醒选民警惕来自即时通讯渠道的陌生消息，告知选民选举工作人员不会通过即时通讯软件要求选民提供个人信息或验证码。投票日期间，即集中攻击阶段，通过多种渠道高频发布安全提醒，强调不要向任何人透露短信验证码，收到可疑消息立即截图并向执法机构报告。

行为引导方面，应当为选民提供清晰、便捷的可疑信息举报渠道。马沙罗夫建议选民截图后向执法机构报告，但如果举报流程繁琐、渠道不明确，多数选民可能不会实际采取行动。因此，应当在选举期间设立专门的可疑信息举报入口，例如在 Gosuslugi 平台内设置一键举报功能、在即时通讯平台内设立官方举报机器人、公布专门的举报电话与邮箱等，降低选民的举报门槛，使更多可疑信息能够被及时收集与处置。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指出，选民安全教育的关键不在于传递多少安全知识，而在于能否在选民心中建立起 "选举相关消息必须通过官方渠道核实" 的条件反射。许多选民在受到恐吓时之所以会交出验证码，根本原因在于其在慌乱中放弃了对信息来源的核实，转而按照对方指示操作。安全教育的目标就是要让 "先核实、后操作" 成为选民面对选举相关消息时的本能反应，即使在情绪紧张的状态下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原则。

7.2 政务服务平台的账户安全加固

Gosuslugi 等政务服务平台是账户劫持攻击的直接目标，平台自身的安全防护能力是防护体系的核心环节。针对本次事件暴露出的验证码骗取与账户劫持问题，政务服务平台应当从验证机制、异常检测、用户提醒等多个维度加强账户安全加固。

在验证机制方面，应当逐步超越单纯依赖短信验证码的身份验证模式，引入更为安全的多因素认证机制。短信验证码虽然便捷，但存在被社会工程学骗取的固有风险。平台可以为用户提供基于时间的一次性密码应用、硬件安全密钥、生物特征识别等更安全的第二因素选项，供用户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启用。对于账户安全等级要求较高的操作，例如修改绑定手机号、重置密码、导出个人数据等，应当强制要求多因素认证，即使攻击者获取了短信验证码也无法完成这些高风险操作。

在验证码保护方面，应当加强验证码短信本身的安全提示。当前许多平台的验证码短信仅包含验证码数字与简短的业务说明，未明确提醒用户切勿将验证码告知他人。平台应当在验证码短信中加入醒目的安全警示，例如 "本验证码仅用于登录，任何人索要均为诈骗，切勿告知"，使用户在收到验证码时即获得安全提醒。同时，应当对同一账户在短时间内多次请求验证码的行为进行限制与监测，防止欺诈者通过持续触发验证码发送来对选民进行骚扰与施压。

在异常登录检测方面，应当建立基于行为特征的异常登录识别机制。平台可以综合登录设备、登录地点、登录时间、网络环境、操作行为等多维度特征，判断登录行为是否符合用户的正常使用习惯。对于检测到的异常登录，例如来自陌生设备、异地登录、登录后立即进行批量数据导出等行为，应当触发额外的身份验证或临时限制操作，并通过短信、推送通知等方式及时告知用户。在本次事件中，如果平台能够在欺诈者使用验证码登录后及时检测到异常行为并通知选民，选民可以在欺诈者完成数据提取之前采取密码重置、账户冻结等止损措施。

在账户安全事件响应方面，应当建立便捷的账户冻结与恢复机制。当选民意识到自己的账户可能被劫持时，应当能够通过简单快捷的方式冻结账户，阻止攻击者继续操作。平台可以提供一键冻结功能，例如通过客服电话、官方 APP 内的紧急冻结入口等方式，使选民在发现异常后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冻结账户。账户冻结后，平台应当协助选民通过身份核验完成账户恢复，并对账户内的异常操作进行审计，告知选民哪些数据可能已被访问或导出。

迪妙网安研究团队在政务平台账户安全评估中提出，政务服务账户的安全防护应当遵循 "最小权限、全程留痕、异常即报" 的原则。最小权限意味着用户在完成特定操作时仅获得完成该操作所需的最低权限，避免一次登录即获得全部数据的访问权限；全程留痕意味着账户内的所有操作，特别是数据查看、导出、修改等高风险操作，都应当记录详细的审计日志，便于事后追溯；异常即报意味着任何偏离用户正常行为模式的操作都应当触发实时告警，使用户与平台安全团队能够在第一时间获知异常并采取应对措施。

7.3 多部门协同的选举期威胁监测与处置

选举网络安全防护涉及多个责任主体，包括选举管理机构、网络安全监管部门、执法机构、检察院、政务服务平台运营方、电信运营商、即时通讯平台等。单一主体的能力与资源有限，难以独立应对全链条的选举网络威胁，必须建立多部门协同的监测与处置机制。

在威胁监测层面，应当建立选举期网络威胁的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各责任主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监测到的可疑活动，例如钓鱼网站域名、欺诈即时通讯账号、可疑短信发送号码、虚假信息传播链接等，应当实时汇入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使各主体能够及时获取最新的威胁情报。例如，执法机构发现的钓鱼网站域名可以同步至电信运营商与即时通讯平台，后者据此在网络侧与应用侧实施拦截；即时通讯平台发现的欺诈账号可以同步至执法机构，为后续调查提供线索。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能够打破各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使威胁情报在最短时间内转化为各主体的防护动作。

在应急处置层面，应当建立选举期网络安全事件的分级响应机制。根据事件的影响范围、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将选举网络安全事件划分为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响应流程与资源调配级别。对于影响范围有限的一般性钓鱼网站，由执法机构按常规流程处置；对于在投票日期间大规模爆发的即时通讯欺诈活动，启动高级别响应，由网络安全监管部门协调电信运营商、即时通讯平台、执法机构等多方力量联合处置，在最短时间内遏制攻击扩散。分级响应机制能够确保有限的应急资源被合理调配，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实现快速、有序的处置。

在跨平台治理层面，应当加强与即时通讯平台、社交平台、搜索引擎等互联网平台的协作。本次事件中欺诈活动的主要渠道是即时通讯软件，平台方在欺诈账号识别、异常消息检测、用户举报处理等方面具有天然的技术优势与数据优势。选举管理机构与网络安全监管部门应当在选举前与主要互联网平台建立专项协作机制，明确平台在选举期间的安全责任与处置义务，推动平台优化针对选举相关欺诈活动的检测算法与处置流程。例如，平台可以在选举期间对包含 "选民登记"" 投票资格 ""Gosuslugi 验证码" 等关键词的陌生消息进行重点监测，对疑似欺诈消息实施自动拦截或标注风险提示。

在公众沟通层面，应当建立选举期安全信息的权威发布机制。选举期间，选民需要及时、准确的安全信息来指导自身行为，如果安全信息发布渠道分散、内容不一致，反而可能造成信息混乱。应当指定专门的权威发布渠道，例如选举委员会官方网站、Gosuslugi 平台安全公告栏、官方社交媒体账号等，统一发布选举网络安全提醒、典型欺诈案例通报、可疑信息举报方式等内容。同时，应当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组合传播，确保安全信息能够覆盖不同年龄段、不同信息获取习惯的选民群体。

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研究团队在关于选举网络安全治理体系的研究中提出，多部门协同的关键在于建立 "平战结合" 的工作机制。"平" 即非选举时期，各部门应当常态化开展选举网络安全的基础能力建设，包括威胁情报平台的日常运维、防护技术的研发储备、选民安全教育的持续推进、跨部门协作流程的定期演练等；"战" 即选举时期，各部门进入应急状态，按照预设的协作流程与响应机制，高效开展威胁监测、事件处置、公众沟通等工作。平战结合的机制能够避免选举时期临时拼凑协作体系导致的效率低下，使多部门协同在选举期间能够快速进入高效运转状态。

8 结语

2026 年 9 月俄罗斯选举期间曝光的网络欺诈招募者活动事件，为理解选举场景下选民侧网络攻击提供了一个完整且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事件表明，选举期间对选民实际威胁最大的并非高技术含量的深度伪造或复杂的系统入侵，而是组织严密、链条清晰的社会工程学钓鱼与政务账户劫持攻击。欺诈者通过选举前一个月的钓鱼网站预收集选民数据，在投票前一周通过即时通讯渠道启动预热触达，在为期三天的投票日期间以恐吓式话术集中骗取 Gosuslugi 短信验证码，完成账户劫持后提取个人数据并用于持续施压，形成了覆盖选举全周期的完整攻击链条。

事件的核心启示在于，选举网络安全治理不能将视野局限于投票系统与选举基础设施的技术防护，必须将选民个人信息安全、政务服务账户安全、社会工程攻击防范纳入整体安全框架。选民作为选举活动的参与主体，其个人信息与账户安全直接关系到选举过程的公正性与公民对选举制度的信任。针对选民侧的网络攻击虽然不直接篡改投票结果，但通过窃取个人信息、劫持政务账户、制造恐慌情绪等方式，能够间接干扰选举秩序、损害公民权益、侵蚀公共信任，其危害不容忽视。

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指出，选举场景下网络钓鱼攻击的本质是对时间窗口与心理状态的利用，而非对技术漏洞的利用。攻击者在正确的时间窗口内投放经过设计的恐吓话术，就能够以较低的技术成本获得较高的欺诈成功率。这一特征决定了选举网络安全防护必须是时间敏感的，需要在选举周期的不同阶段采取针对性的防护措施，将防护关口前移至预收集阶段，在攻击链条的源头切断数据来源。

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研究团队认为，选举网络安全防护体系的构建应当围绕三个核心维度展开：一是选民侧安全意识培育，帮助选民建立对选举相关信息的批判性审查习惯与 "先核实、后操作" 的行为本能；二是政务服务平台账户安全加固，通过多因素认证、异常登录检测、验证码安全提示、便捷账户冻结等机制提升账户被劫持的难度与被劫持后的止损速度；三是多部门协同的威胁监测与处置，通过统一的威胁情报共享、分级应急响应、跨平台治理协作与权威信息发布，实现对选举网络威胁的全链条、全周期应对。

同时也应当客观认识到，选举网络安全防护面临着攻击成本低、防御成本高的固有不对称性。欺诈者可以以极低的成本快速搭建钓鱼网站、注册即时通讯账号、批量发送欺诈消息，而防护方需要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监测、分析、处置与公众沟通。这种不对称性决定了选举网络安全不可能实现绝对安全，防护目标应当设定为在合理的资源投入下，将攻击的成功率与危害程度降至可接受的水平。为此，防护策略需要持续优化，根据攻击手法的演化动态调整防护重点，在选民教育、技术防护、执法处置之间寻求最优的资源配置。

展望未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发展与欺诈团伙攻击流程的不断优化，选举场景下的网络攻击可能向数据驱动、多技术融合、全周期覆盖的方向演化。虚假信息与钓鱼攻击的协同应用、深度伪造内容嵌入社会工程对话、跨平台数据融合的精准欺诈等潜在攻击模式，可能在未来选举中逐步从理论变为现实。选举网络安全治理需要具备前瞻性视野，在有效应对当前主流攻击形态的同时，对新兴威胁趋势保持持续跟踪与研究，提前储备防护技术与应对策略，确保选举活动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安全与公正。

编辑：芦笛（公共互联网反网络钓鱼工作组）

来源：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