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发展研究甚少关注技术革新所扮演的角色,至今尚不清楚世界各国的技术轨道有何不同,更重要的是,为何不同。人工智能(AI)等新兴技术在应对诸多世界发展挑战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进一步拉大了各国之间技术轨道的差距。本文参考有关制度工作的文献,构建了结构-能动性相互作用框架,以阐明国家层面的各类新兴技术轨道,并深入分析了加拿大与中国的AI发展与扩散。研究结果表明,在各行为者制度工作的巩固下,加拿大稳定的制度环境生成了技术发展驱动型国家级AI技术轨道。生成过程关注科学研究与伦理道德,AI的有机商业化速度较为缓慢。而中国的制度结构不断变化,较为松散,监管松弛,准入门槛低,对新兴事物的开放程度较高,继而产生了市场驱动型AI技术轨道,强调技术商业化,且国内数字巨头和政府处于支配地位。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技术和行为策略的国家级动态变化决定了技术发展与扩散的异质化方法,促使各类技术轨道的诞生。制度化水平在不同地区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为制度工作创造了不同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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