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知名开发者 Armin Ronacher(Flask 和 Jinja2 的作者)在一期播客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AI 技术本应将我们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我们工作得更少。然而现实中,我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工作得更多。
这种工作量的增加,并非源于任务总量的增多,而是一种内在的、心理上的强迫感。这些能力超凡的 AI 工具,似乎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压力,一种必须持续工作的「存在主义责任」,驱使我们去操作那台永不睡眠的机器。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来探讨这个「AI 生产力悖论」。为什么一项旨在提升效率、解放劳动力的技术,反而将我们推向了更深的工作内卷?
「996」这个词,我们都不陌生。过去,这通常被看作是国内互联网公司「奋斗文化」的代名词。
然而,近期的趋势表明,这种工作文化正在向西迁移。
根据《连线》杂志的一篇深度报道,硅谷的 AI 创业公司已经开始采纳类似 996 的工作制度。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为了保持竞争力」。

在 AI 这个瞬息万变的领域,技术迭代以天为单位。拥有了强大 AI 工具的开发者,理论上可以无限地输出,只要有人类在旁引导。
于是,一种新的逻辑诞生了:工具可以不停,人为什么要停?
如今,在硅谷的招聘信息中,明确要求应聘者做好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的准备,已经不再是什么新鲜事。
纵观人类历史,工作的天然制约因素始终是人类的疲劳。我们累了,就停下来休息。因为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需要恢复。
然而,生成式 AI 和 AI Agents 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现状。这些工具永不疲倦,永不关机,也永不丧失「动力」。
即使你在休息,工具依然在云端运行,随时准备生成代码、文案、设计或任何你需要的创意。
于是,一种新的心理循环形成了:
我当下如果没有在输入 prompt,就是在落后。
这个系统在无形中让你为没有持续「利用」它而感到内疚。让一个强大的 AI 工具闲置等待,感觉就像一种巨大的浪费。
这种感觉是微妙的,但腐蚀性极强。任何停机时间都变成了错失的机会,休息则等同于低效。在这个框架下,休闲甚至成了一种「道德失败」。
当然,这并非一个全新的现象。电灯的发明终结了「日落而息」,LLM 的出现模糊了工作与休息的边界,每一次生产力工具的革命,都在重新定义人类的劳动极限。
新技术通过提供杠杆,让我们超越自身的局限。
随之而来的,是「可以工作」到「应该工作」的微妙转变。这就是技术进步的本质——新近获得的奢侈品,会迅速转变为必需品。将新能力推向极限,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期望。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著作《人类简史》中写道:
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铁律之一,就是奢侈品往往会成为必需品,并带来新的义务。

硅谷 996 文化的回归,并非完全因为某个管理者的强制推行,而是因为工具本身以及围绕它的文化,让休息感觉像是一种潜力的浪费。
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他的著作《倦怠社会》中,早已预见了这一趋势。
他认为,现代工作文化用一种内在的「自我规训」取代了外部的压迫。我们不再需要监工的鞭笞,而是以「生产力」、「激情」和「自我实现」的名义,自己鞭策自己。
AI 极大地放大了这种动态。它延续了韩炳哲所说的「功绩社会」中的「过度积极性」,也就是一种「我能,故我必须」(Possum, ergo debeo)的暴政。
我们能够做得更多,因此我们必须做得更多。
这里不需要外部的鞭子,只需要一个安静的、内化的命令:机器可以继续运转,你为什么不行?
科技社区中流行的叙事不断强化这一点:无限的工具 + 无限的杠杆 = 无限的潜力。但这种心态对人的精神有着毁灭性的影响。
在这种心态下,我们成为了自己的工头。从清晨醒来到深夜入睡,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个可用的时刻。我们内化了这种无限潜力的神话,在追求个人自由的伪装下,进行着无休止的自我剥削。
然而,正如一篇分析文章指出的,这种「超高生产力循环」最终是自我挫败的。随着倦怠率的攀升,创造性产出反而会下降。
研究表明,实行 996 的团队,其创新能力往往低于那些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团队。
与此同时,随着模型能力的提升,我们对「好的产出」的基线也在不断提高。曾经令人惊艳的输出,很快就变成了「不够好」。我们不断改进 Prompt,试图从大量平庸的 AI 生成内容中淘出真金。
这种军备竞赛,在人与机器、人与人之间不断重演。
AI 提升效率,却导致更多工作。这个现象在经济学和工程学中并不陌生,它有几个经典的解释。
19 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 Jevons 观察到,当技术进步提高了煤炭的使用效率后,煤炭的总消耗量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
原因在于,更高的效率降低了使用煤炭的成本,从而刺激了更多的需求,最终导致消耗量上升。
这个现象被称为「杰文斯悖论」。

在软件开发领域,AI 就像是提升「开发者时间」这一资源的效率。理论上,我们应该有更多空闲时间。
但实际上,AI 降低了实现一个功能的「成本」,使得公司可以要求开发更多的功能,探索更多的可能性。结果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反而更多了。
这在 AI 时代显得尤为真实。当一名员工通过自动化工具显著提高了自己的产出后,管理层的反应往往不是给他放假或加薪,而是给他分配更多的任务,把他的新生产力基线视为理所当然。
好员工得到的奖励,往往是更多的工作。
但是,如果效率提升没有让打工人受益,那么收益去哪了?
答案不言而喻。
所以,这也引出了一种微妙的「生存策略」:
员工选择「偷偷地」自动化自己的工作,然后利用节省下来的时间学习、休息或从事副业,而不是向上汇报,因为他们知道汇报的结果只会是更高的 KPI。
这背后反映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许多公司奖励的并不是「生产力」,而是「忙碌的表象」和「可被剥削的工时」。
在这种文化下,为公司提升效率的员工不仅得不到奖励,反而可能会因为打破了「按时计价」的旧有模式而受到惩罚。
因此,将 AI 带来的效率提升「私有化」,成为了一些职场人心照不宣的自保之道。
自动化并非简单地消除工作,而是将工作推向了一个新的、更复杂的层次。你不再需要做那些重复性的体力或脑力劳动,但你需要理解、设计和维护日益复杂的自动化系统本身。
AI 编程工具也是如此。它们可以快速生成大量代码,但随之而来的是新的挑战: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对 AI 带来的变化感到悲观。对于某些人来说,AI 不是压迫的工具,而是前所未有的赋能杠杆。
当打工人为 996 所困时,另一群人却在 AI 的加持下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一位离开编程一线 20 年的开发者分享了他的故事:
我已经 20 年没有写过生产代码了。但现在,借助 AI,我能单枪匹马地创建 Web App 的 MVP (最小可行产品),其中一个还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我每周心甘情愿地工作 60 个小时,因为我正处在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对于有产品想法的人来说,这难道不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吗?
这代表了一批特殊的群体:创始人、独立开发者、产品经理以及那些能够直接将生产力转化为个人价值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AI 带来的额外工作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是一种创造性激情的体现。
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自主性——你是为自己工作,还是在为公司的 KPI 工作。
当你能亲自捕获自己效率提升所带来的全部价值时,工作的增加便不再是负担,而是一种回报。
如果说 AI 赋予了我们近乎无限的生产能力,那么在这个时代,真正激进的行为或许是选择不使用它。
刻意地设置界限,为自己设定现实的目标,可能是对抗人性被技术侵蚀的有效方式。主动选择「足够了」,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讽刺的是,大量研究表明,创新和创造力恰恰源于反思和留白,而非精疲力竭。
我们最好的想法,通常不是在持续不断的「在线」状态中产生的,而是在我们的大脑有足够自由去漫游和遐想时涌现的。
在一个推崇「无限杠杆」的文化里,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并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休息时间,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反抗。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关于文化的故事。
工具本身没有善恶,它不会要求你工作;是使用工具的人和系统在提出要求。让开发者夜不能寐的,不是 AI 模型本身,而是我们给自己讲述的那个关于「生产力」、「竞争」和「成功」的故事。
AI 时代的挑战,不仅仅是学习如何利用这些强大的工具,更是学习如何与它们健康地共存,而不被其奴役。
电灯延长了白昼,AI 正在延长工作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会允许它吞噬掉我们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