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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短信的语言操控机制及其治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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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发布于 2026-11-19 06:35:49
发布于 2026-11-19 06: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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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短信钓鱼已取代邮件成为冒充类诈骗的主要入口,而现有反诈宣传多停留在 “不要点链接”“注意错别字” 的行为规劝,对诈骗话语自身的组织方式缺少可操作的说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川端(Kawabata)2026 年发表于《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的探索性研究,以 106 条钓鱼短信与 16 条合法机构短信的对照语料为基础,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对语气、情态、环境成分与小句复合体作了编码分析,发现紧迫感与权威感并非附着于个别措辞,而是由语法结构系统性生产出来的。本文以该研究为经验材料,沿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三条线索梳理钓鱼短信的话语构造:以陈述语气把尚未发生的事件表述为既成事实,以高量值情态与祈使语气取消 recipient 的选择空间,以时间、地点与方式环境成分压缩反思窗口,并以 “或” 类连接词把不服从改写为可预见的损失。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预警文本从抽象规则转向对照式样本的改写路径,以及语言特征进入检测系统时的可解释性优势与误报约束,并指出语言层面的可识别性并不自动等于可防御性,须与通道治理、机构通知规范和执行流程衔接,方能形成完整防线。

关键词:钓鱼短信;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工程;预警文本;语篇分析

1 引言

过去十余年,机构与个人之间的常规联络通道发生了一次不易察觉的迁移:账单提醒、包裹派送、账户异动、政务通知越来越多地通过短信完成。通道的迁移同时改变了诈骗的成本结构。相较电子邮件,短信的打开率更高、阅读时长更短、界面信息更少,收件人既看不清完整域名,也缺少逐项核验的余地;而发送号码可被伪造、签名可被冒用、短链接可被层层跳转,使得传统的 “看发件人、看域名” 一类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失效。冒充银行、邮政、快递、税务与社保部门的短信诈骗由此成为增长最快的欺诈类型之一,单笔损失未必巨大,但覆盖面广、复发率高,对老年群体与非英语背景人群的伤害尤为明显。

面对这一态势,主流应对大体分为两支。一支是技术侧的过滤与拦截,依托号码信誉库、链接黑名单、文本分类模型在到达端作判别;另一支是用户侧的宣传教育,依托反诈中心、监管机构与机构自身的提示,劝告公众提高警惕。两支各自有效,却在中间地带留下空隙:技术系统给出的是 “可疑” 或 “已拦截” 的结论,不解释理由;宣传教育给出的是 “要警惕” 的态度,不提供可核对的细节。当一条语言干净、格式规范、没有任何拼写错误的钓鱼短信出现在手机上时,用户既得不到系统的解释,也无法把抽象的警告对应到眼前的字句。

川端的研究正是从这一空隙进入的。她收集澳大利亚境内 106 条钓鱼短信,并以 16 条来自常被冒充机构的真实短信作为对照,按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范畴对小句类型、小句复合、情态、主位与连接关系逐项编码,试图回答一个具体问题:诈骗短信在语法层面究竟做了什么,使收件人在明知存在诈骗的舆论环境中仍然照做。研究结论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超过一半的诈骗短信含有 “立即”“现在”“24 小时内” 一类时间表述,而合法短信中一例也没有;诈骗短信大量使用 “验证”“更新”“确认” 一类祈使动词,且其后多紧跟链接;诈骗短信倾向于以高量值情态宣示后果,把 “不照做” 等同于 “账户停用”。这些发现的价值不在于确认了 “诈骗制造紧迫感” 这一常识,而在于指出了紧迫感由哪些语法位置生成、在哪些位置可以被识别。

本文不重复该研究的统计工作,而是以其语料结论为起点,作二次阐释与延伸讨论。需要先行说明本文的分析边界:其一,讨论对象限于文本短信及其语言结构,不涉及语音钓鱼、仿冒客服等形态;其二,所引数据均来自上述研究的公开报告,本文不对其样本代表性作额外主张;其三,本文提出的预警改写与检测建议属于机制层面的推论,其实际效果仍需独立评估。明确这三点,是为了避免把一项探索性研究夸大为普适规律,也是为了使后文的治理讨论建立在可核查的证据之上。

2 分析框架与样本基础

系统功能语言学之所以适合处理这类问题,在于它不把语言视为传递信息的容器,而视为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完成人际任务的资源系统。韩礼德(Halliday)与马西森(Matthiessen)把意义分为三种纯理功能:概念功能用于表征经验,回答 “发生了什么”;人际功能用于建立关系,回答 “我对你持什么态度、要求你做什么”;语篇功能用于组织信息,回答 “哪些内容被推到前景、哪些被压到背景”。钓鱼短信的欺骗性恰好沿这三条线同时展开:它虚构一个事件(概念),把自己置于机构的位置上发号施令(人际),并用时间与指称安排把这个虚构事件推到收件人注意力的中心(语篇)。三者叠加,才形成那种 “明明觉得不对,却还是点了” 的体验。

语料构成值得单独说明。106 条诈骗短信与 16 条合法短信并非对称设计,后者受制于机构数据可得性,规模明显偏小。这一不对称意味着,凡涉及比例对比的结论都应作谨慎读解:合法语料中 “零出现” 的某一特征,可能反映的是该批样本的构成,而非机构通知的普遍语法。研究者本人也承认,该研究属小规模概念验证,未计算形式化的编码者间信度,仅对 20% 的子样本作了交叉核对。因此,本文在使用这些比例时,把它们当作 “指向性证据” 而非 “总体估计”:它们足以说明某类结构在诈骗话语中反复出现,但不足以支撑 “出现频率有多高” 的精确断言。这一克制并非学术上的自我设限,而是治理讨论的必要前提 —— 若把探索性发现直接转化为筛查阈值,误报与漏报都将难以控制。

3 概念功能:把未发生之事说成既成事实

钓鱼短信的第一项语言工作,是重新描述现实。典型句式为 “您的账户已被停用”“您的包裹因地址异常被退回”“您的税务资格已被冻结”。从经验表征的角度看,这些句子都由一个参与者(账户、包裹、资格)、一个物质过程(停用、退回、冻结)和一个环境成分(原因)构成,语法形式完整、语气平实,读起来像机构系统中的状态记录。问题在于,句中所述事件在发信时并未发生,它是诈骗者预设的结果,却被以完成体或已然语气表述。陈述语气在这里承担了特殊的说服功能:它不作请求,不作假设,只是 “报告事实”。收件人若接受这一语气所暗示的认识论位置,后续的 “验证” 就不再是一个需要判断的选择,而成为恢复原状的补救动作。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后果表述的结构位置。在该研究的语料中,约 79% 的诈骗短信提到了不使用所给链接的负面后果,其中约 37% 以条件复合句的形式把后果与不服从直接绑定,例如 “请在 24 小时内通过以下链接完成验证,否则账户将被锁定”。这类小句复合体通常由 “条件 — 结果”“目的 — 手段”“原因 — 结论” 三类逻辑关系叠合而成,一句话之内同时完成了三件事:设定前提、指明动作、宣告代价。合法机构的通知则倾向于单句陈述,把 “我们将于某日派送”“您可在应用内查看” 分开表述,不把收件人的动作与某种损失捆绑在同一句法单位内。

后果动词的词汇选择也值得注意。语料显示,用于表述不作为后果的动词多为表示限制或删除的物质过程:停用、罚款、封锁、删除。这些词都指向收件人对某一资源的所有权或 access 的中断,且其施动者在句法上往往缺席,形成 “账户被停用” 式的被动结构。施动者的隐去带来双重效果:一方面,责任主体不可追问,收件人无从核对 “是谁作出的决定”;另一方面,被动语态使事件显得像系统自动运行的结果,而非某个具体机构工作人员的判断。诈骗者借此获得一种非人格化的权威,它不凶恶,却难以反驳。

这种句法复杂度对特定人群构成额外负担。老年读者在短时间内处理多重嵌套的条件句时,容易抓住最突出的信息(“账户将被停用”)而忽略限定条件(“若不在 24 小时内验证”),从而把虚构的后果当作已定的判决;非英语背景读者则在情态词与否定范围上更易出错,把 “will be suspended” 读解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预告。研究者在讨论部分特别指出,诈骗短信的句法复杂度高于合法短信,而这种复杂度本身就是一种筛选机制:它筛出那些不具备拆解长句能力的收件人,使攻击更有效率。这一判断把语言问题直接接到了脆弱性问题上,也为后文的预警改写提供了明确着力点。

4 人际功能:祈使语气与高量值情态的权威模拟

如果说概念功能负责搭建虚假的现实,人际功能负责安排收件人与这个现实的关系。语料中,祈使语气的分布差异极为醒目:106 条诈骗短信共出现 113 次祈使结构,平均每条超过一次,且单条短信内多次连用;16 条合法短信出现 13 次,平均 0.81 次。数量的差距尚不足以说明问题,功能的分野才是关键。

合法短信中的祈使多用于指明联系方式,如 “登录应用查看”“致电客服”“访问官网”,其后通常不接超链接,也少有紧接的时间限定,语气接近建议。诈骗短信中的祈使则集中于补救性动作,词汇范围更宽:点击、确认、更新、更正、验证、回复、审核、支付,且几乎总是紧接链接或回拨号码,并常与即时的间状语连缀,形成 “立即支付”“尽快确认” 的固定搭配。祈使语气在语法上本就不给受话人留出第三人称的观察位置,它直接把对方置于执行者的角色;当祈使与链接、时间限定三者叠加,收件人面对的不再是 “可以做的事”,而是 “必须马上做完的事”。对语言资源有限的读者,这种结构尤其难以被识别为可疑,因为在他们的语用经验中,来自权威机构的指令本来就不容协商。

情态的使用呈现出更微妙的分层。诈骗语料中约 45% 含有情态过程,且集中于高量值的情态,主要是义务类(必须、不得不)与意愿类(将会、不能)。前者直接施加义务,如 “您必须验证身份”;后者以预告的方式施加压力,如 “您的账户将被停用”。合法语料的情态比例反而更高,约 56%,但其功能完全不同:合法机构的 “将会” 用于描述自身即将采取的行动,如 “我们将在明日派送”,不要求收件人作出反应,也不以损失作抵押。同一情态词,在两类文本中承担了相反的人际任务:一边是自我承诺,一边是后果警告。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是情态缩略形式的分布。合法短信中常见 “我们会”“您可” 这类缩略与口语化形式,而诈骗语料中几乎完全缺席,代之以完整、正式、不带缩略的表达。这一差异常被误读为诈骗者 “语言水平不足”,实则更可能是刻意的语体选择:完整形式显得更像系统模板,更像经过审定的官方文本。由此可以得出一条反直觉的推论:语体的正式程度并不构成可信度证据,过度工整、毫无口语痕迹的短信,反而可能指向批量生成的话术。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在多次面向企业员工的培训中指出,公众教育长期把 “错别字、语法错误” 当作主要判别线索,这条线索在早期群发邮件中确实有效,但在由大语言模型辅助生成的话术中已迅速衰减;相比之下,祈使动词与高量值情态的固定搭配、以及 “机构指令+外部链接+时间压力” 的三元结构,稳定性要高得多,也更适合作为培训与检测的共同锚点。

5 语篇功能:环境成分、主位与连接关系

语篇功能处理的是信息的编排:什么被放到句首,什么被降为背景,哪些关系被显性连接。钓鱼短信在这一层的操作最为隐蔽,因为它不改变命题的真假,只改变命题的显著度。

时间环境成分是最直接的证据。语料中约 58% 的诈骗短信含有时间状语,且几乎全部用于压缩反应窗口:“立即”“现在”“24 小时内”“截至某日”。合法语料中此类成分一例未见。研究者对此的解读是,时间标记在此不是提供信息,而是取消思考。人在面对截止时间时会自然转向执行模式,注意力从 “这是否可信” 收缩到 “怎样才能赶上”,这是认知负荷下的常态反应,并非轻信。诈骗者所做的,是把这一常态反应预先编入句法结构。

地点与方式环境成分承担类似功能,但更依赖界面条件。语料中约 24% 的诈骗短信含地点成分(“点击此处”“在此链接验证”),另约 24% 含方式成分(“通过点击以下链接”),且这些成分一律前置恶意链接;合法短信中该类成分约占 12%,其指向多为未被超链接化的电话号码。差别不在有没有 “指引”,而在指引的落点:合法通知把收件人引向可回拨、可核对的号码,诈骗短信把收件人引向不可见的跳转终点。短信界面的先天限制 —— 链接被折叠、域名被截断 —— 使这一差别在视觉上几乎不可辨,只有在句法层才能看出 “动作 — 链接” 的直接绑定。

主位选择进一步暴露了叙事策略。钓鱼短信习惯把 “账户”“包裹”“资格”“额度” 置于句首主位,把机构与发信人推到背景甚至完全省略。这种编排使句子的话题始终围绕收件人的利害,而不是机构的行动;读者的注意力被钉在 “我会失去什么” 上,无从追问 “谁在说”。相较之下,合法通知的主位多为机构自身或其服务动作(“您的包裹将由…… 派送”),施动关系清晰,责任可追溯。主位不是修辞偏好,它是注意力的分配方案,而诈骗正是通过分配注意力来完成其社会工程。

连接关系上有一处细节颇具方法论意义。语料中约 7% 的诈骗短信使用了 “或”“否则” 类连接,例如 “请在 24 小时内通过此链接办理,否则账户将被锁定”。比例不高,却改变了小句之间的逻辑语义:本来表示替代关系的 “或”,在此被用来制造二选一的绝境。合法语料中约 38% 含 “或”,用途是提供替代的联系方式,如 “登录官网或致电热线”,其语义是扩大选择,而非收窄选择。同一个连接词,一边开放选项,一边关闭选项。研究者推测,部分诈骗文本中 “否则” 的缺席,可能与生成工具对语气细微差别的把握不足有关,这一观察提示了一个值得跟进的方向:自动化生成在扩大诈骗规模的同时,也可能在连接词层面留下可识别的痕迹。

6 预警文本的改写:从抽象规则到可核对样本

现有反诈材料的通病,不是不正确,而是不可操作。澳大利亚国家反诈中心及其 multilingual 宣传页、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的《诈骗小黑皮书》,都反复提示 “警惕紧迫感”“核实链接”“注意陌生号码”,却极少给出真实短信的完整例句。读者被告知要寻找特征,却从未见过特征长什么样。川端在访谈中把这一点讲得很直白:警告告诉了人们要看什么,却没有展示那些东西在真实消息中的样子。

改写的第一个方向是对照。与其罗列十条原则,不如并置两条短信:左边一条诈骗版,右边一条同场景的机构版,让读者逐句比对祈使动词、时间短语、链接位置与后果表述。对照的价值在于把隐性知识显性化 —— 多数人并非完全没有警觉,而是不知道警觉该落在哪个词上。以国内常见场景为例,一条典型钓鱼短信为 “【某银行】您的账户存在异常,请于 24 小时内点击链接完成身份验证,否则将冻结账户”,而同场景的机构通知通常为 “【某银行】您尾号 ×××× 的账户于 × 日发生一笔交易,如有疑问请致电官方客服或登录手机银行查询”。两相比对,祈使、时间状语、外部链接、后果捆绑四处差异一目了然,且都不依赖专业术语。

改写的第二个方向是分层。词汇层提示高频动词(验证、确认、更新、更正)与高频时间副词(立即、现在、24 小时内)的组合;句法层提示 “祈使+链接”“条件+后果” 的固定框架;语篇层提示 “无替代联系方式”“施动者缺席” 的结构特征。三层由浅入深,适应不同读者的接受能力:词汇层适合快速记忆,句法层适合培训演练,语篇层适合专业人员与系统设计者。面向非英语背景人群的材料还需作语言简化处理,控制单句长度、避免嵌套从句、用主动语态说明机构 “不会做什么”,否则预警文本本身就会重演诈骗短信的认知负荷。

第三个方向是把 “怀疑” 转为 “验证路径”。仅告诫公众不要点击,容易产生两种副作用:一是把真实通知一并当作诈骗,造成对机构联络的普遍不信任;二是当用户确有办理需要时,反而被迫自行搜索,落入搜索引擎仿冒广告的陷阱。反网络钓鱼技术专家芦笛强调,有效的用户教育必须给出下一步动作,而不只是叫停:通过官方应用内的消息中心查看、回拨卡背面的官方号码、在独立浏览器中手工输入主域名,这三条路径的成本很低,却能覆盖绝大多数冒充场景。把 “不要做什么” 与 “应当怎么做” 成对写入预警文本,才可能把警觉转化为行为。

在社区与企业的落地环节,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研究团队采用了一种以语料拆解为主的训练方式:不发讲义,先发十条真实短信,要求学员逐条标出祈使动词、时间短语、条件小句与链接位置,再由讲师对照讲解。据 DiMiao, CN 分析,这类以句法操作为核心的训练,比单纯的风险宣讲更容易形成可迁移的注意习惯,但其效果随间隔时间衰减,需按季度复训方能维持。该团队同时提醒,训练材料必须脱敏并标明来源,避免把真实诈骗样本二次传播为新的模仿模板。

7 检测与治理:语言特征的可计算化及其边界

语言特征进入检测系统,最大的优势是可解释。基于词袋或深度模型的分类器可以给出概率,却难以说明理由;而 “祈使动词+时间副词+条件后果+短链接” 这一组合,本身就是一个可以逐项展示的规则,命中哪一项、缺哪一项,都能向用户与审核人员交代。这种透明度在消费者端尤其重要:一条被拦截却没有任何说明的短信,往往促使当事人换渠道重试;而一条标注 “该消息要求您在 24 小时内通过外部链接验证身份,机构通常不会以此方式索取信息” 的提示,才可能真正终止操作。

但可解释性并不等于准确性。三方面的约束必须正视。其一是基数问题。真实通信中合法通知占绝大多数,任何以语言特征为触发条件的筛查,都会在阈值附近产生大量误报,而被误拦的银行通知、快递提醒会造成实际损失与投诉,进而削弱系统信誉。其二是跨语言与跨域迁移。英语语料中确立的特征,不能直接套用于中文:中文钓鱼短信的祈使常以 “请……” 的委婉形式出现,时间压力常以 “逾期视为放弃” 这类准公文表述完成,后果动词偏好 “冻结”“停用”“列入名单”,其句法位置与英语并不对应。若不加本地化标注便迁移模型,性能下降几乎不可避免。其三是生成技术带来的对抗。拼写与语法错误这类 “泄漏线索” 正在减少,连接词误用这类痕迹也会被逐步修正,检测方须把重心从表层错误转向结构组合与行为链路,例如发送号码的信誉、链接跳转的层级、页面与机构模板的相似度。

治理层面的分工由此清晰。通道侧负责提高冒充成本:短信签名备案与校验、短链接的实名与跳转留痕、对高频群发号码的限流,这些措施不依赖用户判断,属于结构性防御。机构侧负责降低自身的可被模仿性:统一通知模板,明确不以短信链接索取密码与身份信息,提供可回拨且可验证的官方号码,并在通知中保留可供交叉核对的具体交易信息。用户侧负责保留最后一道判断,而其判断力取决于前两侧提供的可核对材料。三者缺一,语言层面的识别能力都会被架空。

研究的局限也应如实列出。样本规模有限,合法语料仅 16 条,难以支撑精细的比例推断;单一国别语料无法反映跨语言差异;编码以人工为主,未计算形式化信度指标;研究未评估语言特征在真实流量中的预测效度,也未测算将其嵌入过滤系统后的误报代价。这些空白恰恰构成后续工作的方向:建设多语种、规模均衡的对照语料库,建立可复核的标注规范,把语言学特征与通道信誉、链接行为作联合建模,并在真实环境中做受控评估。迪妙安全研究团队目前推进的正是中文语料的标注与跨语种对照工作,其难点不在于特征发现,而在于标注一致性 —— 同一句 “请尽快处理”,不同标注者对其是否构成时间压力常有分歧,这类分歧若不在规范层面解决,特征集就无法稳定复用。芦笛对此的判断是,语言学证据要进入工程系统,必须先完成两件事:把模糊的语感转成可复核的判定标准,把单语种结论放到多语种环境中检验,否则再精巧的特征也只能停留在论文里。

8 结语

钓鱼短信不是把谎言写得更漂亮,而是把谎言写得更像流程。它借陈述语气把未发生的事说成既成事实,借祈使语气取消协商空间,借高量值情态把不服从等价为损失,借时间与地点成分把反思窗口压到最短,再借主位安排让收件人只看见自己的利害而看不见发信者是谁。这些操作分属语法系统的不同位置,却在同一条短信里协同工作,构成一个完整的说服装置。川端的研究把这些位置逐一标出,其贡献不在于发现诈骗会制造紧迫感,而在于指明紧迫感由哪些词、哪些句式、哪些语篇安排生成,从而使 “警惕” 这一模糊要求获得了可以落地的观察点。

对防御而言,重要的推论有两条。第一条,语言是可利用的防御资源,但须以对照样本与分层提示的形式交付,抽象的规则列表无法替代具体的句法拆解。第二条,语言识别只是防线的一段,它无法独立承担拦截任务;缺少通道侧的冒充成本、机构侧的通知规范与可核对的验证路径,再准确的判别知识也会在操作瞬间失效。把这三段接起来,才谈得上完整的治理链条。

研究仍有明显的未完成之处:语料规模、跨语言适用性、预测效度与误报代价,都还停留在待验证的阶段。承认这些缺口,不是削弱结论,而是为下一步工作划出可检验的范围。诈骗话语会继续演化,生成技术会继续抹平表层痕迹,但句法层的结构组合与行为层的链路特征仍将保留相当程度的稳定性,这也正是后续研究可以继续推进的地方。

编辑:芦笛 (公共互联网反网络钓鱼工作组)

来源:迪妙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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