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人的活法——重读维纳《人有人的用处》

最近，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同样的感慨：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很快，但人类对人工智能的认识，在哲学上没有什么进步。对于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古人没认识到的，今人同样也认识不到，今人没有比古人高明多少。带着这种困惑，7月18日，苇草智酷主办的思想剧场由段永朝领读维纳《人有人的用处》，试图从启蒙2.0高度上，找到提高认识的突破口。

说实在的，维纳《人有人的用处》这本书，一直没有看得太懂。最难读的书就是这种：从头到尾都是大白话，通俗得一塌糊涂，就是不知所云。首先是这个书名，为什么这么起，就搞不懂。直到段永朝说，这个书名可能翻译错了。定睛一看，终于恍然大悟，或者说，恍然顿悟。这证实了我之前一个总的猜测：维纳可能认为理解信息的本质（维纳认为“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要超越整个启蒙运动的思维边界。需要从这里切入，重读这本书。下面就谈谈我的新认识。

这本书的原名叫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Being这个意思，在书名中完全没有译出来，以致连带Use是什么意思，也变得模糊了。Being正是一个启蒙运动的概念，是西方现代性理性的总根，也是其思维边界。维纳的意思是，要理解信息问题，不能光追问信息“是什么”（Being问题）；而要越过它，去追问Use。Being是个to be类型的问题（典型如哈姆雷特之天问），而Use是个to do类型的问题（在英语中，use to do是习惯性的用法）。如果在一个问题的本体论根上，从to be 转向to do（典型问题是成为什么），这意味着在与启蒙运动的“理性”进行切割。用维纳原话说，就是“承认世界中有着一个非完全决定论的，几乎是非理性的要素”（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下同，第6页）。维纳把根本性问题，从“是”什么，变为“成为”什么，改变了整个议题设置。由此，我建议名字改为《人有人的活法》，这本书的意思是，在信息问题上，重要的不在于“是什么”，而在于“成为什么”。是在说，人之为人的活法，与依靠质量的方式（农业生产方式）、依靠能量的方式（工业生产方式）不同，只能按依靠信息的方式来活。这就涉及到数字经济的原问题。

说到“是什么”与“成为什么”，这里有一个梗。上次朱嘉明解读《善的脆弱性》时，曾提出疑问，是否存在比本体论更基本的问题。本体论就是指Being的问题。说来就来，维纳实际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成为什么”不好说是比本体论更基本的问题，但可以说是并列的问题。

这一点是牟宗三最先发现的。他认为西方本体论是系词结构（以“是”——to be——联接），东方本体论是谓词结构（以“成”——变成、成为，即becoming这种to do——联接）。例如中国古代思考本体的方式，不是追问being，而是追问beingA如何“成为”（变成）beingB。中国儒学有一个专用的本体论术语“诚”，就是指，天成为人，人成为天这个“似是而非”（既是又不是）过程。

亚里士多德的基本哲学框架，就是架在to be类型的本体论与to do类型的本体论两种类型之上的。因此是少有的可以同时通东西方的通用架构。这就是著名的“潜能-实现”框架。潜能是能动的过程to do，实现后就变成状态to be了。维纳的思想中，始终有亚里士多德这个框架的影子。

信息的原问题超过了西方本体论的框架，问的是“死的”与“活的”之间的关系。例如，帕斯卡尔给他的学生莱布尼茨规定的终身课题，就是研究如何把死的机器与活的大脑嫁接在一起。这就是今天的电脑、人工智能。它的原问题“死的+活的”，出了西方本体论的圈。人类今天之所以在理解人工智能上遇到困境，就在于思想的顶层架构中，没有能同时处理跨死与活两界的认识框架。文科只研究活的，理科只研究死的，文理两科老死不相往来。

维纳是天才，因此他想到了超越西方人的思维极限来想问题。先把问题提正确。他说：“信息，与其说是旨在储藏，不如说旨在流通”（第109页）。这就把问题，从问状态being，改为问变动becoming。一方面，维纳认识到，信息是流变，“我们只不过是承前启后的中介物而已，换个意思说，活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就意味着去参加知识的联系发展，参加知识的畅通无阻的交流”（第109页）。另一方面，“人活着就不免要参加到受外界影响，并对外界做出行动的连续流中”（第109赠），意思是，以becoming态存在的流，具有“被动-能动”两“用”（所谓人的use），一用是适应复杂（“受外界影响”）；一用是驾驭复杂（“对外界做出行动”）。用中国的becoming论（中国称之为《易》）来说，就是生生之德。前一个生指复杂适应，后一个生指复杂驾驭。becoming翻译成古代汉语，译为名词就是《易》，译为谓语动词，就是《中庸》的核心纲领——诚。

亚里士多德解being与becoming换算的学说，称为《形而上学》，具体由四因说构成，认为“死的（现实）-活的（潜能）”相互转换（这是人工智能问题的原型），由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构成其内在关系。维纳的控制论，谈的就是目的因。从而在启蒙运动的本体论更高层次之上，解开了信息之谜。控制论的顶层设计的第一层，就是“主动的-被动的”（对应潜能-现实），第二层是“有目的的-非有目的的（随机的）”，第三层是“反馈（目的论的）-非反馈（非目的论的）”。

在维纳看来，“人之有”（human beings）作为to be，它只是一个表示状态W的位置；而“人之用”（human use）则是一个to do，用波尔兹曼常数k表示，代表的是人的潜能。信息就是二者之差。维纳说：“秩序是最小可几的，混沌是最大可几的”，前者是W（现实），后者是k（潜能），而信息是W与k之间的缰绳。维纳说，“正因为熵是无秩序的量度，所以信息是秩序的量度”（第104页）由此也可以理解维纳信息公式与香农信息公式为什么差了一个正负符号。因为是从相反方向，把握同一个过程。

按这一思路将维纳的逻辑倒推回亚里士多德的语言，质量、能量与信息三者的关系在于，对质料赋予形式因，形成的是质量（如农业经济中的使用价值）；对动力赋予形式因，形成的是能量（如工业经济中的交换价值）；对目的赋予形式因，形成的就是信息。而信息不同于质量、能量之处，与目的不同于质料、动力之处一样，都在于信息有反馈（生生之德），而质量、能量没有。信息就是反馈的缰绳。信息是目的赖以驾驭世界的中介（马车的绳子）。它不是质料，不是动力，因此，信息不是质量，不是能量。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维纳在讲什么。《人有人的活法》是在谈，人如何拉紧信息这个缰绳，在现实W与潜能k之间把握好分寸，恰到好处地实现人的目的。这个判断，对2020年的中国人有特殊意义，因为这是“工业化任务基本完成”之年，人必须有人的新活法，这个活法不是质料（吃喝），不是动力（金钱），而是目的，目的翻译成政策语言，就是把主要矛盾聚焦到“美好生活”（国际上一般称为亚里士多德标准）上。

（文/奇平）